无心无为，率性而活

庄子，名周，字子休，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主张“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留下了许多启迪后人智慧的著作，例如《齐物论》《大宗师》《逍遥游》等。庄子一生坚持自我，率性而为，用艺术审美的眼光审视着这个世界，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庄子》中有一篇叫“黄帝索玄珠”的寓言：黄帝游赤水，爬上昆仑山往南看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自己的玄珠。他分别派有智慧的“知”，眼力好的“离朱”和擅长辩论的“吃诟”去寻找，结果这三个人均没找到。最后他只好派无心做任何事情的“象罔”去找，没想到却找到了。为什么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找不到，无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却最终找到了？黄帝对此感到非常不解。其实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率性世界观。

玄珠是“道”的象征，黄帝君临天下，治理国家，希望教化民众，有所作为。但这种“有为”却与庄子“无为而治”的“道”相背。由此，庄子认为黄帝失了道。而对寻找道的过程的描述更体现出了庄子的个性的率真。黄帝让有智慧、眼力好、擅长辩论的三个人分别去寻找，这三个人却都没有找到。后来让无心、无欲、无求的“象罔”去找，却找到了。

庄子认为自然无为是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提倡遵循自然规律，无为不作。并且他相信一切礼乐、教化之于人们都如枷锁，痛苦而且无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认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会像天地间一切生物一样，具有本真的美，而一切违背自然本性的东西最终都会导致天下失道。

庄子提倡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政治观点非常相似。后世将老子和庄子并称为“老庄”，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很多人觉得他们都主张“无为”，所以他们的“道”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庄子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有着很大的区别。相对于积极入世的政治家老子，庄子更像一个天马行空的诗人。

很多人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并且都觉得伯乐让千里马从普通马群中脱颖而出，是对千里马的恩惠。但庄子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伯乐相马其实是害马，他的行为给千里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于一匹马来说，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地撒开蹄子奔跑，不高兴了尥蹶子，这都是它的天性。而自从有了擅长管马的伯乐之后，马却不能再依据它们的天性生活了。伯乐的管马方法其实不过就是剪毛、用火烧、削马蹄、在马身上烙印……他的养马、驯马过程简直就像最残酷的刑罚，充满了血腥。经过这些“摧残”，马的确成了对人类有才能、有用的马，这么做的后果对于马的主人来说当然是好的，但是对于马本身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对于自身毫无意义的所谓才能，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庄子认为治国也和驯马相似，而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也经常犯与驯马人相似的错误。人的自然状态就像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很多君主认为自己是擅长治国的人，而他们治国的方法却不过是对人本性的改变。本来人们耕田织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这时的人们没有欲望，只有本性中最淳朴、最原始的部分。后来君主和圣人出现了，他们提出一堆要人们遵守的规矩和道德，提倡各种行为准则，希望将自己的意念推及到天下苍生身上，用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是非观给人们一个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抛弃原有的本性，渐渐对世间的一切对错、好坏产生疑惑并开始思考，之后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擅长费尽心机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谋利益。

庄子厌恶这种违背人本性的治国方法，在他的政治观中是没有“治”的，他主张依据自然规律，顺从人的本性。所以无论是驯马还是治国，都与他率性的世界观相违背。而改造人和改造世界是所有统治者和圣人们最热衷的事情，所以他的观点不被采纳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庄子看来，统治者和圣人都是抱着善良的目的，希望把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由这种作为所引发的结果却是恶的。庄子遁世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也无力改变这种现实。

老子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并且为这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画好了蓝图。所以他虽然处处失意，却依然心怀天下，随时准备为了救世而大干一场。但庄子的率性决定了他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会，也无力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当时的社会。所以他只好缩回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关注天下，而开始只注重自身内在的修养和自己的本性，开始追求一种游心天地的自在。他的隐退和不争其实并不是因为对现实不在乎和不关心，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力拯救一切的绝望感。

鼓盆而歌，庄子通达的生死观

我们都听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它说的是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梦里他忘记了自己是庄周，翩翩起舞，觉得非常快乐。忽然梦醒了，庄周睁开眼，迷茫地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仍躺在自家又冷又硬的床上，哪儿还有什么蝴蝶？困惑的庄周，不明白是梦外的庄周梦到了梦里的蝴蝶，还是梦里的蝴蝶梦到了梦外的庄周。

这个故事体现了庄子齐物的思想。庄周和蝴蝶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大道却是时时存在的。无论它是化作庄周，还是化作蝴蝶，是由逍遥走入喧嚣，还是由喧嚣走入逍遥，都只是它不同的存在形式。翩跹起舞的蝴蝶是逍遥和美象征，而庄周本身则是喧嚣的象征。这个故事要说明的是世间万物看起来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本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齐物”。也是因为这种齐物的思想，使庄周觉得他能梦蝶，同样，蝶也能梦他。

这种齐物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两忘，我们就能获得轻灵快活的人生。自古以来，人类对于死亡都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因为从常理来看，“生”是一种对世界、对万物有感知、有回应的状态，这种感知和回应其实就是对我们生命存在的一种肯定。而“死”则意味着离开这个世界，并且与这个世界不再有交流，对万事万物不再有感知，这种无知无觉当然是生命不复存在的一个标志。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种说法却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他的齐物思想影响了他的生死观，并让他看透了生命的本质。他觉得生命本就是一个尘归尘，土归土的过程，死不是生的对立，而只是它必不可缺的一个部分。人类的形体和精神均非自己所有，而是自然赋予的，死亡之后，形体和精神又重新回归自然，所以生和死只是人类元气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而由生到死的过程就像昼夜流转，四季变更，落叶化作春泥一样，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永存的，只是存在形式一直在变化。

这种通达的生死观建立在庄子对生命、对万事万物的体察和思考之上，是他智慧的体现。在与自己相扶相伴一生的妻子死了以后，庄子并没有表现出伤心，而是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好友惠子甚至觉得他违背世情人理。然而，他并非无情。他的解释是妻子本来没有生命，甚至没有气息，没有形状，混杂在大道之中，后来因为大道的变化而逐渐有气，然后又有形，有生命。现在，又因大道的变化而失去生命，失去形体，重新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她现在躺在坟墓里，这不是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人类由生到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不应该感到悲伤。惠子认为他这种行为在道理上虽然说得通，但是在感情上却是说不通的。这正体现了庄子和惠子生死观的冲突，惠子的生死观停留在以常人情理作为依据的阶段，而庄子对待关于生死的问题，则一直从他诗人式的艺术审美角度去看待。

庄子和惠子除了在生死观上有很大不同之外，在思考方式上也差别甚大。他们俩在濠梁上关于“知鱼之乐”的论辩到如今还依然广为流传。这个故事说的是，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游玩，庄子说：“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是它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这个故事正体现了庄子物我合一的思想，他将自己的情感意识赋予了鱼，于是鱼便有了悲喜，有了表达自己情感，与人交流的能力。在这个故事里，惠子和庄子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当然无法达成共识。如果说作为当时名辩学派代表人物的惠子的智慧体现在了他理智的逻辑思维上，那么庄子的智慧则主要体现在他丰富美好的直觉取向上。

另外，从庄子的处世哲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与君王的相处中很多人虽然抱着美好的愿望，但由于方法不当，却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庄子认为，驯君之术重在顺其自然，顺应他的本性去施予影响。对于天性残暴的君王，庄子觉得要在表面上亲近、迁就他，但是在内心里却不能过分地妥协于他。因为如果表面上不亲近、迁就他，那么他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以一个臣子的角度去干预君王的行为无异于螳臂当车，虽然螳臂是螳螂全身最有力量的部分，但是对于一辆大车来说，这种力量却还是微乎其微。以自己的前臂去抵挡向前飞奔的大车，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虽然精神可嘉，但是，作为臣子来说，强制干预君王的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虽然“螳臂当车”的行为不可取，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去妥协，因为过于妥协同样会为我们招致灾祸。过于妥协的结果只有两种，被他同化或者被他视为妖孽。这两种结果都与我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伴君之道的困难之处，正在于对坚持与妥协的分寸的拿捏。战国中期，社会危机四伏，凭庄子的智慧，若想出世做官，显然轻而易举。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曾向庄子伸出过橄榄枝，这个人就是楚威王。但是面对楚威王高官厚禄的诱惑，庄子却平静地说出了“不”字。将“螳螂捕蝉，异雀在后”的故事延伸到现实世界之后，庄子看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人们互相之间所表现出的狡诈和残酷无情。也许正是由于对人们之间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畏惧和对自我的过分坚持，庄子才拒绝了楚威王，选择了清静无为的淡泊生活，也正是这种选择，让他在狭小的自我世界悟出了生命的真谛，创造出了一个更为宽广自由的国度。

浮生一梦逍遥游

东晋时，以捕鱼为生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那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既有良田美池，又有桑竹鸡犬，男女老少均怡然自乐，生活十分逍遥惬意。“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向我们描述了他心中的“乌托邦”。直到现在，人们依然对这样的世外桃源充满向往。隐居，自古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古今文人最向往的莫过于“进可入朝堂，退可远江湖”的生活状态了。所以，武侠大师金庸笔下有很多高人隐居世外。例如，黄老邪隐居在山清水秀的桃花岛上；小龙女隐居在风景秀丽的绝情谷底；无崖子隐居在风光旖旎的无量山中……个中原因除了江湖险恶，不如归去的无奈之外，应该还有对隐居生活的向往。这些隐居世外的武林高人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或练成绝世神功，或留住绝美容颜，在逍遥的状态下体会到了人生最美妙的部分。但是他们跟庄子退隐的成就相比，就显然逊色了许多。庄子可谓将隐居生活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庄子看来，相濡以沫的情谊固然令人感动，但是却还不如忘记彼此，各自在江湖之中畅游。这正是庄子追求自由的精神体现，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的追求让他远离市井，独守一方心灵净土。

《逍遥游》中有一段，说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于是对许由说：“太阳和月亮都出来了，蜡烛却还亮着，要和日月比光，这不是很难吗？及时雨都降落了，人们却还在挑水灌溉，这不是徒劳吗？先生如果可以居于国君之位，那么一定天下太平，而我却还空居其位，觉得非常惭愧，请允许我让位于先生。”

君临天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许由却拒绝了尧让位于他的请求，理由是不愿追逐名利，不愿越俎代庖。庄子借许由之口说出了自己对于名利的看法——“名者，实之宾也”。名利皆是人生的虚浮之事，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当做了生命的根本，坠入名利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时的虚名也许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因为贪恋这种短暂的快乐而过分沉溺于追逐虚名之中就得不偿失了。庄子对楚威王的拒绝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愿意为虚名所累，只想闲云野鹤般地真正生活。他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饿了就吃，累了就睡，高兴了就写字、画画、会好友，不高兴了就发点小牢骚，超然物外，进退自如，忘却宠辱，有闲情，有闲趣，在庄子看来逍遥至此，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在庄子的寓言里，不仅许由拒绝了国君之位，还有许多有才能的贤者：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等也拒绝了君主禅让给他们的王位。寓言中，尧和舜四处寻找贤能的人，希望禅让王位，但是他们找到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因为在这些贤者看来，南面称王，坐拥天下带给他们的除了荣华富贵之外，更多了为维持浮名所要付出的辛苦劳累。在他们眼里，逍遥自在是比拥有天下更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这正是典型的道家隐士观。

瞿鹊子与长梧子说梦，长梧子说：“梦中喝酒作乐的人，醒来之后或许悲伤哭泣；梦中伤心哭泣的人，醒来后却可能兴致勃勃地去打猎。人在梦中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有时还有梦中梦，醒来之后，才明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而当一个人大彻大悟之后，他会发现，人生也不过是一场大梦。愚蠢的世人自以为清醒，觉得自己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整天都在谈论君子、臣子、礼乐、道德，简直浅陋至极。”

庄子认为梦和现实没什么区别，沉浸于梦，感受梦中的喜怒哀乐，那么梦就和生活一样，是真实的。人生如梦，梦也如人生。任何现实都终将消失，无论一个人是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贱，他最终都将消逝在滚滚的时间长流中，即便曾经激起过几朵浪花，也必将归于平静。一切辉煌或者落魄都会随时间灰飞烟灭。所以当我们费心费力地去追求无用的浮名的时候，我们只是沉浸在一个虚幻的梦中罢了。沉浸在梦中，为虚名所累，何如放下所谓的名利，享受能够感知到世间万物的每一天，逍遥地度过一生？

庄子生活在逍遥的状态里，一生不为浮名所累，不为世事牵绊。浮生一梦，庄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愿意顺天而不是顺人。他居于山泽，隐于旷野，希望能忘记俗世的一切，在这个自由自在，可以游心天地的梦里一睡不醒。

庄子将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打算厚葬他，但是庄子却不愿意，他说：“我以天地作为棺椁，以日月作为双璧，以星辰作为珠玑，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陪葬，这还不够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弟子说：“我担心乌鸦老鹰会啄食先生您的尸体。”庄子说：“将尸体弃于地面会被乌鸦老鹰啄食，但是埋于地下也会被蚂蚁吃掉。夺过乌鸦嘴里的食物给蚂蚁，怎么这么偏心呢！”

在庄子看来，死亡本来就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情，人通过死亡回归自然。而死后，在对于遗体的处理上，庄子也反对厚葬。他也许觉得厚葬是愚者所为，这种浮华的形式，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逍遥如他，当然觉得顺应自然，不违背天意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以世间万物作为陪葬，高高兴兴地安息寝卧，随物而化，才应该是人们对待死亡、对待遗体的正确态度。

庄子坚持人性的本真，他的一生是一个诗人，一个隐士浪漫的一生。他对待生活的逍遥态度，至今仍对迷失在钢铁森林里，沉浸在追逐虚名里的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辩论家惠子

历史偏爱轰轰烈烈的故事，然而尘埃落定后，昭然于世者，往往屈指可数。纷乱的战国孕育了争鸣的诸子百家，但是历经几千年时间的淘洗，为世人所铭记的却只有孔孟、老庄，非儒即道，那些曾经争鸣一时者大都淹没在儒道的光环之下。名家就是众多被湮没者之一。

惠子名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同时代人。惠施本是战国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主张合纵抗秦，主要活动于魏、宋等国。他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拥有精深的哲学思想。不过，惠施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后人只能从庄子等人的转述中窥见他思想的一小部分。而在《庄子》一书的相关记载中，惠施在与庄子交往和辩论的过程中，常处于失败和被贬损的地位。

《秋水》篇中有惠子相梁的一段记载。据说，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跑去看望他。有人说庄子到梁国来是想代替惠子的相位，这让惠子甚为恐慌，派人在都城内搜了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子后，讥刺惠子道：“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将惠子说成了一个醉心于功名利禄而心胸狭窄的小人。

实际上，惠施并不是一个不堪的禄蠹，纵观关于惠施的各种文字记录，将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惠施。

作为一个主张合纵抗秦的政治家，惠子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非凡的辩才。公元前342年，魏国于马陵惨败于齐国，魏军十万人死伤大半，太子也在这次战争中被杀。败亡消息传来，魏王大怒，即刻召见惠施，将“欲悉起兵而攻”齐的计划告知惠施。而此刻魏军刚刚大败，损兵折将严重，全军上下疲惫不堪，已无防守之力，更无再战之力。惠子深明此理，极力谏阻魏王，并提出了报齐仇的办法。他建议魏王臣服于齐，以此激怒楚国，借楚国之手攻打疲于战争的齐国。魏王接受了惠子的建议，成功地使齐国溃败在楚国和赵国手里。之后，惠子还为魏国制定了法律，得到了惠王和魏国百姓的一致认可。

在魏国的时间是惠子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惠王对他十分信任，使他得以参与魏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重要决策。据《吕氏春秋》记载，惠子每次出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其实，惠子在魏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有人对他发出诘难，只是都被惠子的巧辩顶回去了。魏王有一臣子名白圭，他在魏王面前诋毁惠施，说惠施之“言”好比一只大鼎，用它“烹鸡”，水加多了就“淡而不可食”，加少了又“焦而不熟”，看起来好而实在“无所可用”。对此，惠子答道，“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言下之意，自己的言论不拘于小用而有大用。

另有一事也可以显示出惠子的雄辩之才。《韩非子·说林上》中有这么一件事，田驷因欺骗邹君而遭到邹君的追杀，惊恐之下田驷向惠子求救。惠子见到邹君，开口便说：“如果有人朝见君主，却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您会怎么办？”邹君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一定会把他杀掉。”惠子不慌不忙接着说：“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何不杀了他呢？”邹君说：“因为瞎子没办法不闭眼。”惠施便说：“田驷东欺齐侯，南欺荆王。他对人的欺骗，已经无异于瞎子闭着眼睛了，您还怨恨他有什么意义呢？”在惠子的劝说下，邹君最后果然放过了田驷。

惠子善于辩论，但也不是狡诈之徒，他其实是个具有真性情的人。据说，有一年，魏国死了宰相，魏王急召惠施回魏国都城大梁接替宰相之位。接到诏令后，惠施立刻动身，独自一人赶往大梁。不想途中一条大河横挡住去路，惠施水性不好，但他一心想着魏国的事情，心急如焚，竟然不顾危险跳入了河中。正当惠施在水里苦苦挣扎时，一个船家赶来救起了惠施。船家好奇为什么此人会不游泳却不肯等船来，惠子告诉他，自己要马上去魏国做宰相，来不及等船。船家听如此说，顿觉好笑，鄙夷地瞅着浑身湿透的惠施，嘲笑说：“看你刚才落水就只会使劲儿喊救命，若不是我来得及时，你连命都没了。像你这样连凫水都不懂的人，居然还能做宰相？太可笑了！”惠施一听，非常恼怒，反驳说：“若论乘船、凫水，我自然不如你；但是要说治国，你跟我相比，只是个未睁眼的小狗罢了，凫水岂能与治国相提并论？”一席话说得船家无言以对。

为了早日赶到大梁处理魏国国事，惠子竟可以做出如此举动，实在是性情所至，让人觉得十分可爱、可敬。

惠子还有一个可爱之处，就是能够替朋友着想。惠子有个叫田需的朋友在魏国做官，一度受到魏王的宠用。惠子从政多年，洞悉为官之理，于是告诫田需，要想长久地保持在魏王身边的地位，就一定要善待魏王左右之人，防止这些人在魏王面前进谗言，破坏魏王对田需的信任。惠子说：“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以“十人树杨，一人拔杨”的事例教以田需处世之理。惠子的这种观念也许值得商榷，但其对友人的关心值得人感动。

晚年的惠子回到了宋国，与庄子成为了辩友，也是挚友，惠子死后，庄子十分伤心，对人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抛去庄子的光环，历史呈现给我们一个个性鲜明的惠子。他也许没有庄子的逍遥和豁达，但一定不是庄子的手下败将，惠子之于庄子，未必是输。

墨子的草根情结

历史是属于成功者的，然而成功者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碾压在历史车轮下的绝大多数人是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元代张养浩在一首《潼关怀古》里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一声叹息有千钧之力，道出了几千年来贫苦大众在历史中的悲惨命运。中国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数，豪言壮语无数，然而真正为贫苦百姓计者寥寥无几。而墨子恰是无数人中真正关心平民命运的少数人。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火纷飞的年代，墨子不畏艰险，游历于各国之间，宣扬墨家思想。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在众多优秀的学说面前，墨家何以与儒家一起成为“显学”呢？原因就在于，墨家学说代表了万千贫苦百姓的利益。

人们都知道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但也许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必须承认，它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但在墨子，这远不止是手段，它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哲人的社会理想。

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对他的人生选择往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墨子祖上虽为宗族，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墨氏子孙早已成为躬耕田亩的平民百姓。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善造器械的工匠，年少的墨子放过牧，做过木工，尝尽了下层百姓的艰辛。孔子、老子的出身并不高贵，但至少不是寻常百姓。而墨子却实实在在出生在贫苦农民之家，他目睹了劳苦大众凄惨的生活，深知平民的所思所想。他了解平民，更以平民自居，他毫不顾忌地自称“鄙人”，有人称他为“布衣之士”，他也欣然接受。他是站在高处的哲人，但不是普通百姓遥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天下无数平民中的一员。

同样出身贫苦，许多人一朝飞黄腾达便全然忘记下层社会的苦痛，甚至极力避免提到自己的身世。可贵的是，墨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脱离下层，进入上层社会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一生致力于解救困境中的下层民众。

滚滚黄河和巍巍黛眉山限制了墨子的视野，墨子深知，要想为千千万万平民谋福，必须走出高山大河，广学知识于天下。数年后，游遍中华大地的墨子回到了故乡，开始了黛眉山上多年的隐修生活。这期间，墨子遍览各国文献典籍，熟读各家兵法，苦练剑术和格斗。

墨子将自己看做天下贫苦小生产者的代表，他的言行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平民情结。墨子的生活从来俭朴，一身短衣草鞋，与农民无异。据记载，墨子及其弟子几百人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状如苦行僧。墨家子弟生活清苦，并非因为他们没有丰衣足食的条件。越王曾经以五百里土地为赏赐请墨子到越国为官，被墨子拒绝。

当然，墨子的平民情结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思想主张上。兼爱、非攻的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悉心体悟过这些口号之下的一颗赤诚之心呢？“爱民如子”之说其实早就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提倡，但那只是为巩固统治所做的打算，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利民。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却独独以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博爱，包含了一种区别对待的思想；而墨子的兼爱倡导的是不分等级远近、亲疏高下地爱天下所有人，“爱人若爱其身”。墨子执著于兼爱思想，甚至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会有恃强凌弱之事发生，正是因为人们互不相爱。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墨子目睹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兼爱思想的影响下，他很自然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

墨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尚同尚贤”、“节葬节用”。尚同尚贤要求天子与百姓上下一心，共同归于天志，实行义政。天子应为国中贤者，而且能够不拘出身，任用贤能之人为官吏，“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向来铺张奢侈，其挥霍的资本却是劳苦大众的税赋，对此，墨子十分强调节用节葬。他极力抨击王侯将相之家的奢侈浪费，他认为君主、贵族应效仿古时的三代圣王，保持俭朴清廉的生活。墨子不仅要求平等的生存条件，也要求平等的死亡待遇。他反对儒家的久丧厚葬之礼，提出“衣三领”、“棺三寸”、“生者毋久丧用哀”的丧葬之法。

墨子的主张里有一条十分特别，即“非乐”，反对音乐等一切艺术。之所以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是因为墨子认为艺术虽好，但是会使人沉溺其中，百姓耽之则影响耕种纺织，君臣耽之则妨碍处理政务，既不合圣王行事原则，也不合人民的利益。这个主张可以说将墨子骨子里的平民性格暴露无遗。

古代百姓长期处于无力反抗的卑下地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总是寄托于鬼神，墨子作为一个平民同样有着这种天真朴素的信念。他在主张理性的同时坚信鬼神的存在，因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在墨子的观念中，鬼神能够辨别善恶，具有赏善罚暴的威慑作用。

墨子一生都在宣扬他的平民理想，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太过乌托邦，没有哪一个追求霸主地位的诸侯国给他提供施行这些主张的空间，墨子的理想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失败不是可耻，在众人皆争夺利益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不求私利，唯求为天下之人谋利的墨子，多少使一个刀光剑影、横尸遍野的时代有了一点暖意。墨子心系天下最苦之人，虽败犹荣。

侠之大者，义行天下

中国有一种精神叫做“侠”，侠者，以己之力锄强扶弱也。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侠总是身背一剑飘荡于江湖，以高超的武艺救人于危难之中而不图名利。侠的出现意味着希望的到来。乱世之中，往往有侠，墨子便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大侠。

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所说，“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墨子一生所为乃是天下所有劳苦百姓，“大侠”二字他当之无愧。纵观墨家思想，无论是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还是节用节葬、天志明鬼，最终指向都是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行侠之人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义”字，对于“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在墨子那里，义乃天下万民之大利，为天下百姓谋利就是义。《贵义》篇一开始，墨子就指出“万事莫贵于义”，他的一生就是游侠行义的一生。

《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集解》中说：“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墨子行侠，依靠的不是神奇的武功，而是巧妙的智慧。墨子反对不义之战，向来主张以防守为主，止楚攻宋之事深刻反映了墨子的侠义风范。

宋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弱国，北有晋，南临楚，夹在两国之间的宋国常常面临战事的威胁，生产不断遭到破坏。楚惠王时，公输班为楚国制造了攻打宋国的云梯，此时，墨子身在齐国，听闻此消息便立刻赶去解救宋国。从齐到楚，路途遥远，墨子用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都城郢，以至于磨破了鞋、磨烂了脚。墨子刚到郢便不顾舟车劳顿，径直找到公输班，劝说他放弃攻打宋国。

在公输班处，墨子说道：“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精彩的辩论使得公输班无言以对，只有暗自叹服。然而，当时楚王已经在做攻宋的准备了，要想阻止攻城只能说服楚王。在公输班的引荐下，墨子见到了楚王。墨子指出强楚攻打弱宋犹如“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形象地揭示了楚攻宋的毫无意义。

公输班和楚王虽然觉得墨子的话很有道理，但仍坚持攻宋。墨子明白，只凭空言阻止不了楚国，只有让楚王明白这场战争楚国无胜算，才能彻底打消楚王的计划。当着楚王的面，墨子和公输班展开了一场攻防的演习，“公输班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拒）之”，公输班的进攻器械已用尽，墨子的防守器械还绰绰有余。为让楚王彻底死心，墨子亮出了撒手锏，告知楚王墨家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早已准备好守城之器等待楚军，楚军此行必无胜算。事实面前，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只好作罢。

除此之外，墨子还先后全力劝阻过鲁阳文君对郑国的攻伐和齐国对鲁国的攻打，他以无畏的勇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术使无数平民百姓免于战争的戕害。

墨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心目中的“义”四处奔走，然而他提倡的“义”在当时其实只能是美好的空想，根本不符合各国称霸的要求，天下更看重的是利而非义。因此，墨子推行义的活动很多时候是受挫的。《贵义》篇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墨子在由鲁国到齐国的途中遇到了一位旧友，墨子的满面尘土和枯槁的形容让这位朋友十分伤感，他说天下已经没有几个讲义之人了，劝墨子就此停止这种操劳的行义活动。墨子却说：“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叛精神正是墨子侠之精神的体现。

在墨子心中，义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东西。他认为人可以因为一言之争而杀身，因为这种争论是为了捍卫“义”，为义而死是伟大的。墨子重义轻利，这种品格也颇有侠者之风。在墨子看来，就算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绝不可以义换利。墨子有一弟子叫高石子，是卫国卿大夫，享受着卫王赐予的丰厚利禄，然而因为卫王始终不采纳高石子的主张，高石子毅然抛弃卫国的高官厚禄，到了齐国为官。墨子得知自己的弟子能够做到“背禄向义”，十分赞赏，并告诉他，只要合乎道义，就算被人诟骂也无所谓。

墨子是侠，但不是独行之侠。墨子心怀“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的崇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几乎长年在外游说。几年的奔走呼喊使他深深感受到一己之力的渺小，所以在30岁之前，墨子就开始广受弟子，培养为墨家之义而献身的志士。在墨子的教导下，墨家弟子以自苦为乐，以救世为己任，成为“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墨侠。

墨家在墨子之后逐渐衰落，墨家学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时隔千年，如今，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次走近墨子的世界时，我们仍能感受到一个侠骨铮铮的墨子。

白马到底是不是马

相传一天，一位善辩的赵国人骑着白马准备入关，但在城门口却被关吏拦下。原来，这一时期，赵国一带的马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瘟疫，很多战马都因为感染了这种瘟疫而死了。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对秦国的战马造成影响，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一律不准入关。这对当时坐在马背上的赵国人来说实在是很不人性化的一个规定，当时的马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车，离了它行动可不是很方便。所以如果人入关，把马留下，这位能言善辩的赵国人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与关吏之间就有了关于白马到底是不是马的辩论。善辩的赵国人指着胯下的坐骑对关吏说：“白马不是马，你应该让我入关。”关吏说：“白马是马，而且无论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一律不准入关。”赵国人“据理力争”：“‘白’是就颜色来讲的；‘马’是就名字来讲的，而颜色和名字本来就是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要马，那么给他黄马、黑马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要白马，那么给他黄马和黑马就显然不行了。这就证明了‘马’和‘白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白马非马。”听到这里，关吏已经懵了，他被这位赵国人的一番诡辩弄得晕头转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只好让他连同他的马一起入了关。

这个能言善辩的赵国人就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公孙龙。

公孙龙，字子秉，相传为战国时期赵国人，为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一，它注重对“名”和“实”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正名辨义为主的一个思想流派。名家强调名称和事实之间的相符，“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我们都听过“三教九流”这个词。名家就被《汉书》列为“九流”之一。而名家的这位代表人物公孙龙为人非常能言善辩，除了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之外，还有许多对后世影响非常深的诡辩，例如“鸡三足”、“狗非犬”、“坚白石”等至今仍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命题。公孙龙的辩论只强调概念的逻辑分析而且经常故意混淆一些概念，他的论证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特点，常常被人称为“诡辩”。而且因为他的论证经常挑战人们的常识，且与现实不符，所以常常为人所不能接受。但在逻辑学和概念分析上，他的贡献却值得重视。

其实在关于“白马非马”的论证里，他首先分析了马与白马这两个词在概念上的差别：在“白马”这个词里，既有包含描绘颜色的“白”又有描述形态的“马”；具有马的形态的动物都可以成为马，但是只有白色的马才能成为白马。“马”这个词包含了所有的马，所以黄马、黑马也是马。而白马，则特指白颜色的马，黄马和黑马是不能包含在内的。他据此提出了“马”与“白马”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论证。然后就是论证个别与一般的差别：“白马”的“白”描述的是一切白色物体的共性，与马无关。而“白马”的“马”描述的则是一切马的共性，与白无关。所以“白马”就是白色的共性和马的共性的叠加，所以，白马不是马。

这种论证，其实是非常站不住脚的，马和白马这两个概念固然有差别，但这这只是个体与总体概念之间的差别，而且个体是包含在总体之内的。所以他的诡辩其实是夸大了个体与总体间的差别，而且故意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作为单独的两个部分来看待。

除了“白马非马”的论辩以外，他还有许多辩论也是割裂了物体本身特征之间的一些联系之后所做的论证。他的整套理论都建立在一种关于共相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哲学之上，例如他的另一个著名论证——“坚白石”就认为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它的坚硬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在这个论证里，他首先从对坚白石的感觉入手开始分析：他认为当我们用眼睛去看坚白石的时候，就只能感知它的白色而不能感知它的坚硬；当我们用手去摸坚白石时，就只能感知它的坚硬而不能感知它的白色。由此他得出结论：坚白石的白色和它的坚硬是可以割裂开单独存在的。他又说，白色是靠眼睛和光才能感知到的，但是光没有看物体的能力，所以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到物体，由此只能是意识看到的，但是意识本身也不能看见物体，所以视觉和白色也是单独存在的。

这段论证漏洞百出。首先，当我们看坚白石的时候，虽然感知不到它的坚硬，但是它坚硬的这种性质还是存在的，并不因我们无法感知而消失。同理，当我们抚摸坚白石的时候，虽然感知不到它的白色，但是它白色的这种性质也还是存在的。所以白色和坚硬性单独存在就明显地不能成立。而后面，关于视觉和白色单独存在的论证中有些方面显然是不成立的。例如白色是靠眼睛和光看到的，但是光没有看物体的能力，由此他就得出了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到物体的结论。这种论证非常不严密，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能使人信服。

公孙龙的论辩将个别与一般以及物体的一些共相以分离的观点予以绝对化，而忽视它们之间固有的一些联系，这是非常不符合现实规律的。他的论断本身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他的论断方法却是反传统的，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逻辑领域，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方式，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一些论证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后来，他用与“白马非马”同样的原理所提出的“鸡三足”、“火不热”、“狗非犬”等命题的荒谬和离谱让世人觉得他已经完全陷入“诡辩”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

文学史上的艳丽奇葩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内篇·大宗师》里的一句话。世间的感情不过两种，相濡以沫或者相忘于江湖。我们都被鱼相濡以沫的情谊所感动，但是在庄子看来，鱼在绝境中的相濡以沫，远远不如各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畅泳，两两相忘于江湖。

战国时代的散文如一朵艳丽的奇葩，开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由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很多，而且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所以文化思想异常活跃，“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战国散文，虽然注重理论性，有很多论辩，但是由于表达方式生动形象，充满生活和时代的气息，所以读起来却并不枯燥。

战国时代的散文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这两大类。诸子散文一般以论述为主，这一时期成书的主要有《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而历史散文则主要是以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战国策》。

《庄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也是诸子散文的代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庄子著书10万余言。但是现今流行的《庄子》仅有33篇，6.5万多字，可能是后来散佚了一部分。现存的《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以前普遍认为整本书都是庄子所著，从宋代起，人们开始怀疑这个问题，并且普遍开始认为仅内篇是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和杂篇都是后人写的。但外篇和杂篇在思想和文风上与内篇基本一致，除了《杂篇·说剑》有点像纵横家写的以外，其余篇目均与庄子思想统一。庄子为人想象力丰富，文笔优美，具有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他的著作《艺概·文概》中形容庄子为“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利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出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观点、想法融入到这些故事之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希望让位于许由，但是许由却拒绝了他。坐拥天下，名利双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是许由却觉得名是实的宾位，不愿意为了追逐虚名而入仕。这正与庄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不谋而合。庄子借许由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生不过大梦一场，再伟大的功名也不可能永垂不朽，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贱，都最终只能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所以追求浮名还不如好好地享受当下。

在庄子的笔下，世间万物，无论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形的、无形的都能成为他思想和精神的载体。《秋水》中，河伯一开始以为天下之美都在自己这里，后来，看到大海之后望洋兴叹，明白了自己的狭隘和无知。由此引申到人身上，庄子认为孔子的知识也有限，伯夷的仁义也不足。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将神话寓言结合在一起，既充满了趣味，又非常有教育意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庄子卓越的语言能力。他的寓言深深影响了后世很多的诗人、作家。

谈到历史散文，人们马上会想到《战国策》。《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代表，属国别体史书，又名《国策》。《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发生战国时期各国擅长游说的谋士身上的故事。

作为一本史书，《战国策》可谓文采斐然。即便与以文采而著称的《左传》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无论在叙事上还是在说理上，《战国策》经常运用夸张、排比的手法，呈现出一派酣畅淋漓的气势。而且这本书里，语言不仅用来说理，也用来以情来打动人。例如里面的名篇《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记载了合纵派的代表人物苏秦游说秦惠王的故事。整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在语言上却辞藻华丽，感情真挚，大气磅礴。

除了文采上极具特点外，《战国策》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也非常有特点。它对人物的刻画比一般史书更加具体细致。《左传》中对人物的描写，大都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简单的形态。而《战国策》会通过很多的侧面去描写一个人。例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中描写冯谖的时候，一开始描绘他倚柱弹剑，初步刻画出他故弄玄虚的一面，明明有意索求更高的报酬，却又不愿直说。接着讲述了“焚毁债券”、“复命”、“为孟尝君谋相位”、“请求孟尝君建立宗庙”等一系列情节，将这位恃才自傲但是又确实非常有胆识、善谋略的策士的风采描绘得淋漓尽致。

另外，《战国策》里面的谋士在游说各君主的时候，也经常引用一些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说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都能在里面找到，例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狡兔三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亡羊补牢”，等等。

《战国策》除了体现出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活跃之外，在语言艺术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很多史书都受到它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人物形象的方面就借鉴了它的很多描述方法。

战国时代的散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之所以这一的时期文学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实很大一方面是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无论哪个时代，只有社会风气开化，人们的思想才能活跃，文化才能获得快速、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