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他们沾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其次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辞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升到了宰执位置，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9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利，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它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它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9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50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9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到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100多年前北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佛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至于真实性嘛，没法证明。宋史里这样的手段太多见了，哪个宗派想达到某些目的，总会穿越时空，找些无敌型的名人添加资料，让自己的行为神圣合法。

抛开上面的真实性，“道理最大”就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词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的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向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傻气的地方有个人叫……程颐。

哇哈哈哈，全开封的官员们都拍案叫绝，苏轼骂人都这么有水平！实在是高！程颐在没进京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名望，本质上就是洛阳伊水边上的一个农民，鏖糟陂里，亏他想得出来。

欢笑在继续，在人们的心中，甚至在苏轼的心里，这只是一时的调笑，人生是需要嘲笑以及自嘲的，这本是社交的一部分。可是谁能知道呢，就是刚才的这些小玩笑，让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

官场的噩梦开始了，宋朝在这时开始变味儿。

宋朝是最风雅的时代，截止到司马光去世，北宋官场是一种雍容端穆的气质。每一个官员都讲究举止礼仪端庄，哪怕身为宰执，都会因为发言时声音过高丢官罢职。

在宋朝，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不是男人。

这一点在司马光吊唁事件上也得到了体现，苏轼讽刺得轻描淡写，程颐离去时口无恶言，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采。只是私底下怎样就不好说了，比如在翰林院内部。

帝师、侍读平时都在翰林院坐班，苏轼、程颐每天都要见面，午饭也得一起吃。厨子们开始作难了，河南的老夫子仁慈得像和尚，从来不吃荤，他们得给做素菜；出身美食之乡的蜀川苏学士却是位举世闻名的饕餮，此人无肉不欢，就算在流放的途中，也想方设法吃猪肉。

生来的死冤家，早晚出事。

年底十一月，馆阁人员的考试开始了，两人又斗了一次，程颐还是输家。作为当世第一大儒、理学始祖、帝师的身份，馆阁考试的出题人竟然不是他，而是嘻嘻哈哈伶牙俐齿的苏轼。

苏轼很开心，他决定出个有难度、有力度、切实际、能发挥的题目，一句话，得体现出他苏轼本人的性格、水平。

平心而论，他达到目的了——“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于刻。”

翻译成普通话是，现在朝廷想恢复仁宗时代的忠厚风格，但是怕没有压力官员们得过且过（媮，苟且），想延续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但又怕各大监督部门不能真正理解，执行得过于峻刻严厉。

这个题目怎么样呢？

非常不好说，每件事都有不同侧面的体现，每个人又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所以说到底，就看什么人想从什么角度去说事了。

考题刚一公布，立即有人跳了出来。贾易、朱光庭，这两人是台谏官，他们弹劾苏轼大逆不道，这个题目严重污辱了仁宗、神宗。一个是苟且，一个是峻刻，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这样的吗？

大帽子压过来，苏轼马上反驳。第一，这个题目切中时弊，哲宗时代处在岔路口上，宋朝要往哪里走，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何况馆阁人员是未来的顶级高官，他们参与进来，正是为将来打算。第二，他不是只出了这一道题，这道之所以当选，是由皇帝钦点的。

御笔亲点，应该没事了吧。事情大了，谏官是什么，每天的工作就是想着怎么挑皇帝的错，苏轼想抬出皇帝来压人，纯粹是妄想。

贾易、朱光庭加大力度，制造舆论，一定要苏轼低头认罪。这时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了，另一位台谏官吕陶出面，他认为苏轼的考题没有问题，宋朝是允许大臣说话的，就算仁宗、神宗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有人挑他们的错，为什么这时就不行了呢？明显是有人别有用心。

他请皇帝注意，贾、朱两人是河南人，都是程颐的弟子，程颐和苏轼在百官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时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情况，很明显是自成一党，欺负他乡人。

哦，大家的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内幕。可是转眼间看向吕陶的目光也变得复杂了，没别的，因为吕陶本身是四川人……

说同乡，大家都是同乡；说结党，不是哪一方单独结党！苏轼脑袋都快大了，吕陶简直是越帮越忙。可是这才是个开始，突然间有人插进来一脚，这人既不是河南帮，也不是四川帮，看上去一点关系都没有，却是点燃火药桶的最后一根烟头。

王岩叟。

这又是一位言官，本来和苏轼没有任何瓜葛，可他对苏轼的指责是最可怕的。苏轼罪不可恕，他在本质上坏掉了。首先他把两位皇帝的业绩当考题，任由臣子们评判就是错的。当错误发生后，又把责任推给现任皇帝，错的就不只是业务能力，还有道德品质！

言官队伍里集体喝彩，王大人威武，同样是言官，看人家这力度。苏轼也知道危险了，这次他没再口头答辩，而是拿起了笔。

拿起笔的苏轼是个可怕的存在，就像同样一句我爱你出自如花姐姐或者包租婆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的事，由苏轼来阐述完全有两个结局。

他居然能影响到圣旨。

考题事件涉及了祖宗，小皇帝是不能沉默的。官方在上一次贾易、朱光庭弹劾苏轼，苏轼作出口头答辩时，给出的处理结果是赦免苏轼无罪；这一次苏轼笔答之后，官方把上一次的圣旨收回来了。

王岩叟大怒！

敢情他出手了居然还比不上贾、朱两人。圣旨赦苏轼无罪，是指有罪而不罚；追回了赦免诏书，那是认为苏轼根本就没犯罪，言官们指责错了。

这时就看出了王大人和贾、朱两人的区别，无论是贾、朱两人，还是四川籍的吕陶，从传统上来说都是宋朝官场上的边缘势力。河南自古文风不盛，川人从苏轼开始才走出低谷，怎么能和王岩叟相比。他有自己的圈子，那一直以来都是北宋官场的核心力量。

他在御史台、知谏院的本职部门里转了一圈，又到三省六部里走了走，随意地和几个同僚交换了些意见，突然间把矛盾无限制升级。苏轼算什么，考题不重要，他把火烧到了皇宫深处最神秘的地方。

王岩叟说：“愿陛下不以牵制之爱而夺是非之正，天下幸甚！”希望皇帝不要因为某些能影响你的人的特殊喜好而混淆视听，这样天下才会有福。

某些人是谁呢？整个官场都知道，可没人敢说。这是苏轼的最大护身符，只要有这个人在，天下虽大，却没一个人能伤害到他。

透露个小秘密，几年前的某个夜晚，我正在屋子里发呆想心事，一个朋友来找我，说被他女朋友当面无视了，郁闷得深夜暴走，很想撞墙。

那女孩儿对着月亮说她最爱的是苏东坡，那个有才、专情、人性各方面都完美的伟人……我听着心里都难受，这么好，你嫁他去得了，还出来逛什么街嘛。对不起，我也犯酸了。

这就是苏轼的护身符，各个时代的女人都爱他、珍惜他、保护他，在北宋哲宗初年时，这种爱护是无敌的。在乌台诗案中，弥留之际的曹太后为他求情，在神宗去世后，他迅速升官重回京城，无论谁反对都没用，这是为什么呢？苏轼本人或许是在几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才偶然知道的，可坊间八卦早就传遍了京城。

那天晚上他在翰林院里值班，这是两制官的工作特点，皇帝的命令随时都会从宫里传出来，每天12个时辰，必须至少有一位翰林在班上等着。那晚苏轼的遭遇很奇特，宫里有人来，却不是传命令，而是召他进宫。他见到了高太后和年幼的哲宗。

高太后问：大学士进京前的职务是？

汝州团练副使。

如今何职？

翰林学士。

你知道为什么会升得这样快吗？

苏轼迟疑，小心地回答说：是陛下的错爱。

不。高太后摇头。

苏轼更小心：是太后的赏识。

不。高太后仍然摇头。

苏轼一下子站了起来：臣虽不才，尚知自爱，并不敢结交亲贵，图谋官职。说这话时他很痛心，升官不是官方的意思，就只剩下了同僚、上司的推荐，这对他来说是种侮辱，还被太后当面质问。

却不料高太后说：升你的官，是神宗皇帝的遗命啊。他当年吃饭时看文章，看得入迷，每当那时，内侍们都知道那一定是你写的。他说你是奇才，只是可惜没来得及召回你，他就去世了……

苏轼痛哭失声，太后、皇帝也都流下了眼泪。

这三种泪水各有缘由，时间长了才会看清楚。现在只说这件事，到底是神宗爱苏轼，还是高太后本人喜欢呢？

一个谎言而已。

神宗爱才，乌台诗案不杀苏轼是证明，但要说他有遗命召苏轼回京重用，就是搞笑了。他病危后连皇太子的册立都说不出话来，还有安排苏轼的闲心？退一万步讲，真有这样的命令，高太后就一定会执行吗？笑话啊，她这样听儿子的话，还会抹杀儿子一生的事业印迹吗？

她想做，她才会去做，这是元祐时期的铁律，唯一的主旋律。这时王岩叟明知道她是苏轼的后台，仍然动了苏轼，没有效果之后，居然直指后宫，把事儿挑明，给她曝了光。

高滔滔女士很愤怒，她很不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敢挑衅她呢？比如这个王岩叟，一个普通京官而已，居然敢用她孙子的名义来警告她。

没有王法了嘛！

当然她绝不会去想，王岩叟是言官，别说她只是太皇太后，就算是皇上本人，也是照说不误。问题是，皇帝在高滔滔的眼里什么都不是啊，这一辈子她见得最多的就是皇帝，上至仁宗、英宗，下至神宗、哲宗，哪个都拿她没办法，一向无法无天惯了的，突然间被个小小的言官顶撞，她很不适应。

不适应的结果是，她使出了之前战无不胜的必杀招数——撒泼骂人。

在宋朝的历史上，北宋、南宋各有一位皇后是极品，她们没说没管，无论什么事、面对的是什么人，她们都敢第一时间龇牙咆哮。南宋那位到时再说，北宋的就是这位高女士。她剽悍到了何种程度，有件事表现得很生动。

她丈夫一辈子只有她一个老婆，这可不是宋英宗本人的专情指数太高，实在是高滔滔太狠了。某年某月英宗突然春心萌动，想搞些小动作，想想不敢，他走了个迂回路线。尽管他很不喜欢继母曹太后，但还是请她老人家求个情，让他娶个小老婆吧。

曹太后答应了，她觉得很不好意思，高滔滔是她的外甥女，三从四德当年也是学过的，现在居然嫉妒到了这种地步，让丈夫连一个小老婆都没有，真是有辱家风啊。

后面的事才让她真正地受辱。在她想来，官面上她是当时的皇太后，宋朝女性第一人，法定的号令天下；从私人角度上说，她是姨妈。无论怎么说，高滔滔都只有听话的份儿。于是她派了个内侍去，替她传了这个话。她满心以为，高滔滔会按规矩办事，除了无条件接受之外，还得亲自到她宫里来一趟，表现出认错的态度。

她想得美，高滔滔和她彻底平级。你派人来传话，我把话原样递回去。就说赵十三的事我做主，老人家自己管自己的吧！

曹太后就管自己去了，她贤良忍让了一辈子，终究不能和外甥女叫唤吧。之后高滔滔就明白了，身处在她这个时代，皇宫里的位置，只要她变得嚣张，注定了天下无敌。

四位皇帝因为各自的原因都对她无可奈何，从曹太后开始到宋哲宗的皇后，三位皇后因她郁闷终生，连带着哲宗的婚姻也毁了进去。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独霸习惯，早就让高滔滔变得极度自信。她是唯一的，她是不可争执的，她是不可仰视的！

可惜当她把手伸到皇宫之外后，遇到了另一群人，宋朝的言官。尤其是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就是从这一刻起，宋朝金銮宝殿上的风气变了。从前君臣之间雍容大度，哪怕是讨论生死大事，也都风度闲雅，别说是措辞不妥，哪怕声音大了些，都会被人鄙视。

自从高滔滔因为苏轼的事和言官们较量了之后，大殿就变成了菜市场，太皇太后和言官们隔着一片竹帘互相指责，高一声低一声，谁也不服谁，哪怕是宰相吕公著、名臣范纯仁这种等级的人来劝架都没用。高滔滔实在是快气疯了，怎么就掐不死这两三只小蚂蚁呢？！

就在她濒临暴走，快要失控时，王岩叟等人突然间消失了，这伙无法无天又臭又硬的家伙没有任何征兆，闪到了一边去，再不说话。高滔滔松了口气，终于还是她赢了，就算再难苏轼还是保下来了。哼，臣子就是臣子，怎么可能较量得过她呢？

这种快乐没保持多久，很快她就会知道王岩叟和他的同志们有多大的能量，苏轼的事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值一提。甚至他们这时候闪开，也是有预谋的，争吵的重心转移了，另一位牛人登场，实在没必要搅局。

圣人程颐耐不住寂寞，他有了新表现。

在不久前把小皇帝三番五次地调教之后，程颐的教育范围扩大了。先是四朝老臣、活化石级别的人物文彦博成了典型。文大佬这时89岁了，这个数字在古代是个恐怖的存在，一般来说这种年纪都可以去冒充神仙了，俺长生不死。

可文彦博发挥余热，放着洛阳的超级大宅不享受，坚持陪在小皇帝身边。他是真正的守礼伴君，以快90岁的高龄，只要小皇帝出现，他必定躬身站立一丝不苟。时间长了，程颐的麻烦就来了。

因为圣人很自尊，在给学生讲课时，永远都是坐着……当有人问他，文彦博以四朝元老身份都要站着时，你坐着合适吗？

程颐有自己的解释——他是四朝元老，必须得恭敬；我是个布衣百姓，不自重些，谁会把我当盘菜？

以此理论，文彦博实在该吐血。元老的恭敬，在程颐看来是种自保的手段，是向皇帝表现臣服。那么随意一些，甚至强硬一些的，都要去死了？宋朝有那么黑暗吗？而老师的尊严，是由摆架子摆出来的，强迫别人不得不尊重的。

那么他的才学呢，孔孟之道的新解，不正是请他来当老师的根本吗？在他心里，这些竟然都没什么分量，都没法给他带来自信，他得去另找办法硬充身份，才能自尊。

他所坚持的理学信念是什么？

听到这番话，很多人都摇头。一年前程颐和文彦博还在洛阳称兄道弟，这时转眼间就不留情面。果然是圣人心海底针，谁也猜不透。

事实上，从这时起到程颐被踢出开封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人猜不透。

平心而论，程颐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比如说工作认真。他每天准时出勤，到班之后不说笑不打闹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这本是很好的，可要命的是他还有另一条原则。

推己及人。

这四个字说白了就是将心比心，把别人当自己一样对待。大家都是中国人，相信都认可这一条吧，这是传统美德、保持社会良知的标准。但到了程颐的手里，就出大事了。

他真的像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别人了。话说开封城里的六月天，热得跟印度的新德里一样，很多人或中暑或伤风或腹泻，皇帝与民同“乐”，小哲宗也得了皮肤病。这实在太难受了，他是皇帝，只要出现必须全套穿戴，想想全身发痒，还罩着隆重的龙袍，这日子还能过吗？

哲宗请假了。

程颐接到消息之后很沉默，他没有带着教材回家，而是走出翰林院，到四处走了走，最后转到了议事大殿。他看到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碌中，像高太后了、宰相吕公著了，都在处理公事。见到了这一幕，程颐突然间愤怒了，而且瞬间达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

他走到了垂帘前，板起了脸问道：太皇太后，皇上病了您知道吗？

高氏很奇怪：我当然知道。

哦，您知道……既然皇上病了，太皇太后怎么能单独垂帘听政呢？

高滔滔一下子呆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没法回答。不管她有多剽悍，怎样以母改子、以祖欺孙，她都不是宋朝的合法主人。所谓垂帘听政，帘后边必须是两个人，她的位置不许超过小皇帝的龙椅。

可是她愤怒，谁规定的理亏就不许生气？在她的心里，这是又跳出来一个挑衅的，程颐，亏你还是司马爱卿推荐的人，居然这样顶撞哀家！很好，看老身怎样虐待你……正在酝酿情绪，程颐已经掉转了枪口。

宰相大人，对，说你呢？吕公著，别看别人，你知道你的问题吗？

吕公著有点蒙，这里有我的事？

程颐冷冷地盯着他，你知道怎么当宰相吗？宰相手册读过没？皇上生病了没上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失职；知道而不问候，是不忠。你自己说，你是失职呢，还是不忠？

吕公著不说话。

整个大殿没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当天程颐威风凛凛地下殿走了，背后是一片哭笑不得的目光。这人不是热出病了吧，如果高太后要篡位了，像武则天一样杀子灭孙，那么这样搞很正常，大家都会为程颐欢呼鼓掌。真爷们儿，你有种。可是这时宋朝的天下很稳，哲宗根本没危险，你整得像政变一样，有必要吗？

高滔滔知道，至少是有必要往外踢人了。程颐被罢免帝师，降职成侍读，没几天又被贬出京城。圣人的京都生活结束了，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疑团，在学术界、政治界都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比如说，他真的是推己及人吗？

他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于是也同样要求别人，这才符合他社会道德标杆的身份嘛。这是理学派系的看法。虽然迂腐，但是可爱，一个拒绝腐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只是很奇怪，他在区别自己和文彦博之间的不同时，表现得很个人啊，他很清楚怎样给自己争地位，那时可看不出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清贯穿宋朝，主导当时华人生活的理学的根本性质——说一套，做一套。对己宽，对人严，勇于对任何人批判，且批判时不管时间、场合、身份、地点。

在最后这一点上，不用到南宋，北宋这时程颐的学生就完全达标了。贾易，不久前他和朱光庭一起修理苏轼，在修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得到了王岩叟等人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还是失败了，苏轼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

之后王岩叟一派突然撤退，程颐也被赶出京城，洛党的势力一下子崩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换谁都会低调做人了吧，比如朱光庭就闪了，可是贾易没有。

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由苏轼咬到苏辙，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怎么打击呢？就事论事太小儿科了，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凑了些人数之后，归纳出一个响亮的名称——“蜀党”。

这个词出现之后，吕陶立即落荒而逃。他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连京城都不待了，申请调到外地工作。在他想来，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都不言自明了吧。

怕了你，不玩了，我躲行不行？

贾易说，不行。你就是蜀党，哪怕到地方上当官，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你也是蜀党！这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文彦博、首相吕公著、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出面，劝贾易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贾易不，他转身回家写奏章，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都是蜀党的幕后老大，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让宋朝不得安宁……

到了这步，大家都看清了，这就是传说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疯狗咬人。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的行为规范，想咬就咬，有咬无类。那么事情简单了，疯狗都得乱棍打死，贾易一个小小的言官，这样犯众怒，咔嚓了他不就得了？

郁闷的是，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他们忍了。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谁都不再出面，随便贾易想怎样就怎样。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

说实话，贾易真是很高明，他做了件划时代的事。在这之前，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但这只是习惯上的，官方不认可，当事人也不认可。往前推几十年，庆历新政时也提出过结党问题，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

什么是君子，谁又是小人？

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提出了籍贯问题，也只是隐约地透露了点官场的潜规则——乡土社火。这是无可厚非的，谁的老乡谁不亲呢？可没想到贾易借题发挥，突然间提出了党派划分。

党派，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谁沾上了边儿，谁就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以范仲淹之贤、欧阳修之名、韩琦之威，也落得灰头土脸，何况是文彦博之流。

所以大家有多远躲多远，哪怕吃了亏惹了气，都拒绝再玩。

贾易爽了，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神阻杀神的境界，以一介言官做到这样，绝对是300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

最后终于让终极大boss看不下去了，高滔滔，再这样下去，她都要失去优越感了！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命首相严惩，把他赶走。吕公著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党派为护身符，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贾易被贬职，出任怀州。

截止到这里，看似高滔滔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赶跑了疯狗，清理了官场。可是，这是她在元祐年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

换了法令，只是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能在这样的氛围里出头的，都是些害人的高手、搞事的精英，哪还会有正经工作者立足的余地？

而高滔滔在这时只看到了贾易本人的讨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去想“蜀党”这个名称的危险性。不仅如此，从她后面的作为来看，她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甚至鼓励这种现象，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亲自战斗在第一线，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

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

回头说贾易，贬到外地之后，他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咬在当面算什么，远隔千里仍然入骨三分才是咬中的极品。苏轼真不知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他被一封封来自怀州的弹劾公文搞得焦头烂额。反驳吧，贾易求之不得，下一封弹劾信的理由有了；沉默吧，更让人抓狂，显得理亏是一回事，堂堂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居然被人骂得低头不语，实在太憋屈了。

时间久了，苏轼筋疲力尽，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说实话他被高太后感动了，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她的。可是挺不住了，他也要求外放，到地方上躲清静。

贾易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所谓的蜀党垮了，党魁离京出走。只是在成功之余，他也给自己和老师程颐争取到了一个名称——“洛党”。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是别想了，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蜀党方面苏辙还在京城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成为元祐名臣。洛党全体离京不说，还得罪了整个朝廷，直到北宋灭亡，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