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世卷——百年经营铸高文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一月,又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科考无数,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但论地位,这一届无与伦比。
前提是文学方面的。
中国文学史上盛称“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二宋六,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有四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盛况可谓空前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还有一位,其实当时也在京城中。只是他为人太特立独行了,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一起玩。
抛开这位“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神仙爷,去说这四个人。四人之中,以欧阳修在当时为首,他是主考官。这是历史的契机,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一生至此已经整整50岁,他成熟了,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体”,才足以截“道”。
这是个根本点,在这次科考之前,体和道之间,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浅显地说,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词藻为能事,谁会修饰,谁就是大家。这样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了极点的险韵、怪字,大家争奇斗艳,看谁能玩出前所未见的花活儿。
至于文章的宗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这个终极问题,就没人在乎了。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注意,还不是大宗师,他非常的愤怒。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像古人那样,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
得与国家有利,与民风有益,文章绝不是时装秀,科考也不是T型台,这是要传颂万代的,不是仅仅一时的敲门砖!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已经百年,文教之盛,是自有文字以来从所未有的,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四川境内。
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老少边穷地区,财富是这样,文化上更是。数遍整个四川,在这次科考之前,只出过两个进士。
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是位姓孙的中举。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他姓苏,叫苏焕,眉山人氏。就是在这一年,眉山当地欢庆新举人产生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少年变得沉默。他就是苏焕的三弟,苏洵。
苏洵是个快乐的青年,此前的岁月里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时他被震撼了,二哥的荣耀,父亲的笑脸,让他的一些东西觉醒,功名,原来是这样好的东西吗?他开始重新读书了。注意,是重新。这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容置疑,但就是个玩心大,只此一点,就铸就了他一生的郁闷。
17岁时发奋读书,苏洵是真的努力了。三年之后,下一届科考开始,他一次性通过了乡试,沿着哥哥走过的道路,向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前进。这时他深信,世界是他的,功名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结果……他落榜了。
当时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或者有点惊讶,为什么没考上呢?动怒没有半点的悲哀。他知道自己还很年青,这时不过才20岁,再考就是了,我这么聪明,肯定会成功的。于是他轻装返回家乡,回程的路上,顺便饱览了大地山川,湖海汪洋。他的眼界开阔了,胸襟变得宽广。
悲哀也在这时悄悄地降临。
他读书的本意是为了功名,这一点始终不变,贯穿了他一生。可他的性格却在另一条轨道上。他精力充沛,性格倔强,而且胆子超常的大。这几样素质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注定了他不会乖乖地听话。尤其是不会听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话。
这时他20岁了,此前只是个朦胧中的少年,他可以深信书本,去死记硬背,为了功名不顾一切。如果能在这一届考中,他就会沿着富贵之路顺利地往下走。可他没考中,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间,这就不好说了,他的心灵在成长,学识在按着他的天性,在选择性的积累。
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的局面了。
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历史可以证明,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都有他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任何伟人,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
苏洵一路漫步回川,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也有了人生的首次挫折,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都想不到的。他厌烦了书本,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默义等等“学问”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年青轻轻,不务农、不经商,也不读书,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有时候却和一大群的浪荡少年欢呼纵饮,旁若无人。更多的时候他游山玩水,登临湖海,若有所思,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婚了的话,就真的像是个世外散仙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4年,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妈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疼,而苏洵的痛苦要更深一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所以还没有开始“养”!
他要给母亲以荣耀,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功名,无论如何要快速得到功名!从这时起,他27岁,到39岁之间,共12年,他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那样:“苏老洵,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12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失魂落魄而归。他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真的是那么笨吗?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高榜得中,自己却一再地蹉跎。39岁那年,科考再次不中,他抑郁满胸,无可排解,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
历史的契机出现,福无双至,灾不单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寻求心灵的安慰时,他的老父亲终于故去。
苏洵千里奔丧,踉跄归家,细思量12年间双亲故去,自己将近40,居然一事无成!人生至此,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
某一天,他万念俱灰,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科考、功名,此生再也不想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扔掉了以往的所有,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苏洵在守孝期间,百无聊赖,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都博览一遍。
那些书,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这道光束,由孔子点燃,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二百余年后有杨雄,后千余年出现韩愈。韩愈至宋,已经近三百余年了,此间战乱频繁,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像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隅默默地若有所思,像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路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默了。
39岁起,至46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这是位有能力,有见识,办实事的人才。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这让他们有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年青时的跳脱浮躁,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已。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搏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能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炼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迈古人,独步当时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这个大儒,准确归纳,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材,一直闷在蜀川之中冥思苦想,把先秦时代最高层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离得就更远了。其结果,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
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用十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自信可以击败对手。可是转念一想,又沮丧得要死。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
他找到的是对手十年前的破绽,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十年前!
苏洵就是这样,用先秦时的理论、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还一片茫然,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父子三人灰溜溜回川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当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难道就得到了什么好果子吃吗?儒家学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不可弥补的大缺陷,在初创者时代就没有完善过。研究历史,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像寻病根一样,找到问题所在,好在现实中避免,这才是历史学问的存在理由。
而不是变成追念古代辉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
说到这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关于大儒这个词,对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到底需不需要他们。
首先,作为百家学说,或者人类文明的起源,儒家的存在,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这是积极的,了不起的。
但是有一点,儒家学说里有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比如它是入世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军事,或者经济。这就出事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得创新,得研究才能出现。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
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动不动开头就是“古人云”的出现原因。什么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
这样行得通吗?!
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清楚,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废物了。不光是进入21世纪,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那就是后来以“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恃才傲物,碰巧更是一样的自学成材。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
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说过了大儒,下面进入科考正题,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考终于开始了。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苏子瞻,终于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