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得胜回国，庆祝没多久，就摆了个大乌龙。事情从青润城、种世衡还有和尚光信说起，具体时间是在庆历二年的冬十二月。前面说过，光信被种世衡毒打了N次之后就失踪了，叛逃去了西夏。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潜伏着，等待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从概率上就能知道，是绝对不会轻易出现的。就算光信之前在宋朝和西夏两国再吃得开，也没用。但概率还有个说法。历史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会出错，尤其是一些心性狡诈，总想凭些小聪明骗人的人。

比如李元昊，还有他手下的头号军事人物，野利旺荣。

野利旺荣，又叫野利刚浪凌，他的职务有些像辽国的耶律休哥，据说打仗、政治都相当地有一套，尤其是和休哥一样，直接面对宋朝。不同之处嘛，就是他的地位更高，更稳固，他是李元昊现任皇后的叔叔。还有就是他具备让休哥所最厌恶的特性。

奸诈卑鄙。

前面说过，西夏人打仗从来都不会勇往直前，对他们来说，是欺诈“值钱”。作为大领导，野利旺荣的欺诈行为更是居高不下，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骗到了种世衡的头上。定川砦之战打响之前，他派了3个人去青涧城，分别是浪埋、赏乞、媚娘，有男有女，都是野利族的显贵，说的很诱人，我们来投降。

注意，是代表野利旺荣向宋朝投降，理由很充分，说连年打仗，日子没法过了，一匹绢在西夏都卖到了2500钱，通货膨胀，都快饿死了。

说实话，这个理由很没有营养，简直太老套了。青涧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手心发痒，立即砍了他们！可种世衡不干，他想了一会儿，居然下了这么个命令。

给他们个官儿做，肥点，就干税收工作吧。待遇从优，以后每个人出入，都配给仆人马匹，一切以野利族以前的标准看齐，只准高，不准低。

于是这3个党项人就在青涧城里出出进进，作威作福，很幸福地生活下去了。终于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跑去问老种相公，到底是怎么回事？种世衡想了想，为什么要杀呢？杀一个敌人很简单，让这个敌人帮你杀千百万个敌人才好玩。

光信终于等到了那个机会，他在边境接到了种世衡亲笔写的信，以密使的身份走进了野利旺荣的办公室。由他来传达宋朝的回复，非常欣赏你弃暗投明，只要肯投降，官封夏州节度使，月薪一万贯。现在官印都给你刻好了，只等你的行动。

野利旺荣全身发抖，不是激动，是吓的。这下子引火烧身，宋朝居然当真了。这么大个活人，顶着个超亮的大光头进了他的衙门，还有这些头衔，一万贯的月薪，李元昊转眼就能知道！要想活命，办法只有一个，马上带着人和信去坦白，希望领袖能从宽处理。

李元昊很平静地听完了整个过程，没发怒，让野利旺荣下去休息，告诉他别有心理负担，但你别离开我的视线。然后单独和光信聊天，青涧城里的一幕重演，光信被百般盘问，N顿毒打。临别特训的成绩出来了，和尚哥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李元昊没打死他，关了起来，另派一个叫李文贵的人，由他冒充野利旺荣的亲信去见种世衡。我挺想投降的，只是你信里的意思很模糊，咱们仔细谈谈……种世衡暴怒，大骂李元昊……（此处省略5000字），之后热情洋溢，盛赞野利旺荣弃暗投明，转眼就是中兴党项的真正圣人。紧接着又把好感转向了送信人李文贵。

你带来了珍贵的消息，是个美丽的和平鸽，我要重赏你，然后再多留你玩几天，你好好看看，记住宋朝的快乐生活，好回去讲给旺荣兄弟听。

李文贵被扣在了青涧城里，消息却飞回了西夏境内。怎样做到的？别忘了浪埋、赏乞、媚娘，还有李元昊多年经营，而青涧城又是个可以随意通商，百无禁忌的新城。

野利旺荣死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宋朝边境上的军民终于出了口恶气，可好处，才刚刚开始。

幸福就像花开一样，从内外两部涌了过来。先是李元昊杀了野利旺荣，紧接着他又被种世衡严重地忽悠了一次，杀了另一位野利，这样就把西夏国内的皇后一党的实力彻底砍掉，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这次的忽悠行动，是宋朝对西夏最成功的一次无间道，其复杂程度和操作难度，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上一次骗局之后，还能再成功，实在让人兴奋到迷惑。是李元昊突然痴呆了，还是种世衡神奇得让人不敢相信？

到时细说。

回到内部，庆历二年年底，一件更让范仲淹等人兴奋的大事突然降临。吕夷简突然倒台，其突然性和干脆性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一倒到底。先说经过。他是病倒的，最先发病时是在宋朝最正规的场合里。

年底有大朝会，十二月的某一天，所有朝臣向皇帝报到，吕夷简以首相身份押班进朝，引领百官向赵祯行礼。按说这是他做了10多年的事了，老宰相就算凭着记忆惯性，都能搞出个三跪九叩来，但这次他居然只跪了两次，就突然站了起来。

满殿朝臣仍然伏身低首，他独立在人群中央。真是露大脸了。

这时他64岁了，政务繁忙，再加上平时还喜欢加班加点地修理些同僚、后辈，日子真的很累啊，可是没人体谅他这一点。宋朝的礼仪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全面最精细的时段，比草创期的汉朝、宽宏也带有胡风的唐朝、酷厉琐碎的明朝，以及一片奴才、主子、请安的清朝都要讲究，金殿上咳嗽一声都是罪，宰相们吵句嘴就同时罢免，何况是在大礼仪上失态？

御史台、知谏院立即行动了起来，就算吕夷简在这两个部门里安插再多的亲信都没有用。尤其是民间的力量都被发动了起来，对于这次失态，一个进京赶考的考生这样说：“吕公作宰相很长时间了，大朝会上失态，是天夺其魄，他快死了。”

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吕夷简中风。中风，就是现代的脑溢血、脑血栓的古代统称。吕夷简的症状不是很重，只是右臂抬不起来。接下来的事，就是皇帝的怜惜，和群臣的愤怒。

仁宗是个恋旧的人，他连休掉的老婆都怀念，何况对这位保护过自己生母名位的恩人呢？他亲笔写了诏书，拜吕夷简为司空，平章军国大事，让他安心养病，三五天入朝一次就可以。上殿之后，还有座位。这些都除外，仁宗还剪下了自己的胡须，派人送到吕夷简的府上。

——爱卿，古人说须发可以治病，我剪下来赐给你，希望你能好起来。

朝臣们却不管这些，吕夷简你一生中耍尽手腕，让太多的人灰头土脸，记得吗？连堂堂的皇后都被你害死。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从第二年的元月开始，就展开了对吕夷简的围剿，京城内外的官员一起动手，太多了，没法细说，只挑出两个最有力度、最典型的来介绍。一个是京官，新任知谏院的长官蔡襄；一个是陕西路转运使，相当于省长的孙沔。

孙沔先出面，他把范仲淹当年弹劾吕夷简的奏章升级了，吕夷简不仅是汉代的张禹，更是唐朝的奸相李林甫，自从他当政之后，宋朝就像唐玄宗时的唐朝一样，奸邪成群，外侮逼近，辽国和西夏都欺负到了家门口，国势从来没有这样狼狈过，吕夷简要为这些负责！

蔡襄是大才子，他的奏章要比孙沔全面细致得多。当吕夷简在病中看到孙沔的奏章时，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孙元规药石之言，但恨迟闻十年尔。”他没介意，至少在表面上显出了宰相长者的宽宏气量。但面对蔡襄的指责时，他彻底沉默。

因为太狠辣致命了。

蔡襄说，宋朝西北边疆的失败、国家的积弱、政府的涣散无能，都要由吕夷简负责。都是他“谋身忘公”、“但为私计”，20多年以来，凡是仗义执言的，像孔道铺、范仲淹、杨偕、孙沔、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不是贬官外放，就是压制不用，搞得满朝文武都是一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废物，所以一旦与辽国、西夏较劲，国家只能失败。

这是把吕夷简定性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了。换谁能受得了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尤其是不争气的身体，吕夷简只好请求辞职，不论皇帝怎样挽留，他都不再上班。直到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的九月十日，他死在了郑州。

那时，距他生病下野，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刚好是宋朝和西夏正式约和的日子名传后世的庆历改革也即将开始。

他的死，似乎是为了一个时代让开了道路。让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能大展鸿图，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功业”。那么，他的死，就是个好事了？相对于宋朝的国政，和民生来说？

好像是，毕竟人类的进步，就取决于革新。但仔细想，他死得仍然不是时候，至少范仲淹还没有做好准备，三百年间第一人的人生缺陷，就在于接班得太突然，太快了。

那是后话，在吕夷简这位一代名相谢幕的时候，还是应该先点评一下他的人生。

分析一个人，要看他做过哪些事。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这么多年除了维持帝国的政务正常运行之外，比较知名的，就是保住了赵祯亲妈的名位，以及支持赵祯痛打干扰他休掉老婆的君子们。

一保一贬，层次分明，重心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对皇帝，且只对皇帝一个人忠心。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都是私事，与国家政务无关。有关的，就只剩下了西北战争时期起用并支持了宿敌范仲淹等人。这就很有些放弃私斗，一心为公的心胸了。公平地讲，这是他的人生亮点，不管内里原因是什么，比如从他难为富弼出使，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报复政敌方式上，很难相信他完全出于一片好心。也得承认，这对国家有好处。

三件好事，对于执政过20年的元老首相来说，够吗？足以涵盖评价他的一生吗？我们还得看一看，他日常的工作作风是怎样的。就从他离职之前的一件事说起。

那是在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砦之战的前夕，枢密副使任布丢官了，被外放到河阳。任布这个人没什么大名气，进入两府纯粹是资格熬到了，并且性格非常好，从来不多说话找麻烦。只是有一点，少言寡语的人往往脾气更大，性子更倔，任布就是这样，他谁都不惹，唯独讨厌吕夷简。

好几次和吕夷简唱对台戏之后，吕首相生气了，决定搞掉他。用什么办法，就很挠头，因为任布不犯错误，你找不着人家毛病。但别急，吕夷简能。他打听到任布的儿子是个妙人，胆子特大性子还蠢（狂愚）。至于大到什么程度，蠢到了哪步田地，那可真是古今罕见。

办法来了，先升任布儿子的官，非常显赫，进入了知谏院。这下子任儿子如鱼得水，终于可以想扁就扁谁了！他第一个目标就是……他老子。说他爸爸没才华。

估计这娃是真有病，平时狂妄成灾，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下凡，可他老爸却从没拿他当事。于是，他确定自己老爸没才华。

这样的奏章上缴两府，结局只能有一个——被他老爸发现。任布这个气啊，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呢？家丑不可外扬，他把信私下里藏起来了。这就中了第一步圈套。吕夷简再接再厉，继续向任儿子撮火，有人藏了你的奏章，成心让皇帝看不见。

任儿子大怒，再次上书，一定要查出是谁敢坏他的好事！于是，就查出来了……任布下野。至于精彩绝伦，疑拟非人类的任儿子嘛，还在京城里等着升官呢。结果死得更惨，吕夷简所控制的台、谏官员以泯灭人伦的不孝罪，把他彻底打压。

连子不言父之过都不懂，还出来做什么官！

不孝有罪，唆使人家儿子不孝的人又是什么品德呢？明知道对方是傻子，还教唆去砍自己的老爸，这样的人品算不算卑鄙无耻呢？

吕夷简就这样的德性。

他招数阴险，心胸狭窄，拉帮结派，打压政敌。之所以会这样，宋史里有段对话，可以剖析出他内部的心理成因。他和范仲淹私下里纵论天下人物，很自然地聊到了操守名节。吕夷简摇头冷笑：“我见过的人物太多了，现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操守二字。”

范仲淹长叹一声，非常无奈。“天下确有这样的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以这种想法待天下士人，难怪操守之士不来。”

一句道破天机，吕夷简眼中，根本就没有好人君子。所谓“小人眼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小人；君子眼中，天下滔滔，无一不是君子。”他根本没那个德量，更不敢去相信除自己以外的人。安身立命，只能用手段去制约，用诡计去迎合，不敢像范仲淹那样，以风骨服人，以道理取胜。

这是吕夷简的短处，相应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范仲淹的长处。但小心，做人和为政是两码事。吕夷简因为小心和使诈，能屹立官场40余年不倒。而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失败，也要从他的信人，胸襟过于广大上去找原因。

总体来说，吕夷简虽然打压异己，却谈不上祸国殃民。他在国家大事上，比如西北战场上推荐人才，宋、辽谈判时选中了富弼，都说明他和后来的蔡京、秦桧大有区别。尽管算是个奸邪，却有限度。

可以定义为，是一个没有完全忘公的坏人，一个不太善良的好人。

最后要探讨的，是吕夷简之死对宋朝国政走向的影响。他死早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大管家，是皇帝与群臣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死在了西夏战争的尾声阶段，宋朝之前的国政问题都暴露了出来，问题太多了，真的是他所引领的政府无能，才导致的这样。

如果他不死，以他老辣沉稳的作风，和熟悉政务的水平，就算不能把问题都解决，至少在解决问题时不会慌乱，不会闹出庆历改革时党争！

可是他死了，一下子就把赵祯和范仲淹推上了前台，逼着这两个人来解决积压了20多年的，遍及朝野每个角落的大问题。这对皇帝和范仲淹来说，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他们都有危机感，都有改革热情，也都没有准备好。

有太多的事，都是匆忙发生的。

匆忙之间，开始做事。从这一年的三月到九月，半年之内，两府高官就换了三茬。乍看人员的流动量太大，我们列个表，就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第1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夏竦；副枢密使，富弼；

第2次：宰相，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范仲淹；

第3次：宰相，晏殊、章得象；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枢密使，韩琦、富弼；权三司使，王尧臣。

从表格可以看出，人还是这些人，只是官位在变动。玄妙就在这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不光是在“小人”当政时互相倾扎，“君子”们也一样。

比如史书里就经常说，“君子”们下朝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上朝之后就翻脸无情，为了公事，可以疾言厉色，你争我吵，决不让步。接着下朝之后，继续无话不谈，同志一家亲……结论，这是多么的公而忘私啊，又是多么的高量雅致。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官位。仍然是官本位说话。就拿上面的人事变动来说，就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其凶险性，一次让君子们内部分裂；另一次，让改革无疾而终。前一个，发生在第2次任免，把范仲淹和韩琦调进了中央，陕西方面的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安抚招讨使的最大头衔就专派了一个人。

郑戬。

这个人主持西北军政之后，立即就让潜伏的矛盾尖锐化，使君子们开始内讧。

第二个，就是第1次任免时的夏竦老先生，其实他没去上班。不是他不愿意，他一万个愿意，谁敢挡他，他记仇一辈子。但他就是被君子们齐心合力地弹劾，赶出的中央，不仅枢密使当不上，就连开封城都呆不了，直接贬到毫州反省。

事大了，这人最大的特性是记仇，最大的能耐是造谣。以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在他的手里狼狈不堪。

宋朝在失去吕夷简之后，上层经过3次的人事任免，才勉强地应付过去了接二连三，没完没了的麻烦。可以说，每一次的人员变动，都跟这些麻烦有关。

首先还是李元昊，胡儿不死，永远是最大的麻烦。这小子在战场内外，哪个方面都让宋朝七上八下，不亦乐乎，包括议和。这次议和很奇妙，不是宋仁宗的意思，也不是李元昊的想法，而是庞籍愿望。

庞籍在延州当长官，这位坊间盛传、流芳千古的大奸臣庞太师真是为人所不敢为。别人是等待和平，向往和平，他敢凭空制造出和平。为了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忽悠李元昊，更敢对自己的皇帝耍些小花招。

他写了个奏章，说李元昊里忧外患，西夏人贫病交加，全民族都成了难民。很有投降的意向，只是不知怎样操作。

仁宗很高兴。有很多迹象表明，他知道这些话里有多少水分，但他变了，四年的战争让他看清了很多东西，变得成熟，战争与和平哪个更重要，应该怎样选择，再怎样获得，这与4年前突然听到李元昊宣布称帝造反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他有了个打算，并且在说出之前，先征求了西北边疆上最可靠最稳妥的那个人的意见。范仲淹，依你之见，可以和西夏约和吗？

范仲淹的回答是一个数字，30万贯，这是每年给辽国的数字。以此为基础，足够应付西夏了，而这只是宋朝一个州府的赋税。

以一州之赋，系天下平安。何乐而不为？

赵祯的决心就此下定，他给庞籍的回复是，李元昊如果臣服，最高的限度是维持原状，称帝号也无所谓。如果能降格，称单于、可汗就更好。别的物资要求可以全面恢复战前状态，小有升级也可以商量。

和平的橄榄枝，由宋朝开始摇动。

怎样摇却大有讲究，庞籍从青涧城里把李文贵提了出来，先运足了气一顿大骂。注意，骂得非常艺术。“你们这些党项人，知道自己有多混帐吗？都是你们带坏了善良的李元昊，让他没法继承他父亲的优良作风。现在两国人民都在受罪，都是你们的错！别看你们现在赢了几仗，那是因为我们宋朝和平得太久了，忘了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适应了，你们能总赢下去吗？小心，我国富有天下，地域广阔，输一两次无所谓，你们败一次，就有亡国的危险！现在你回国对李元昊说，如果归顺，朝廷会待他比从前更好。”

最后这句话让李元昊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目标终于达到了，前面详细分析过，定川砦之战的用意就是一个台阶。难得宋朝给他主动递了过来，必须得接住。但是接，也有个方式方法。他把光信和尚从大牢里放了出来，以贵宾之礼接待，将养一阵后陪着李文贵回到宋朝，带来了第一封信。信的内容却继续着桀骜不驯。

——我如日方中，只可顺天西行，怎能逆天东下？！决不投降。

简直是威风八面，宁死不屈嘛，宋朝决定成全他，就让他继续挺着吧。结果刚过去两个月，李元昊的信又来了，这封信的力度足以媲美100多年前石敬瑭写信给耶律德光。信是这样开头的，“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他主动给宋仁宗当儿子！

李元昊比赵祯大6岁，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为了议和能混到儿子份上，这应该是无与伦比的诚意了吧。且慢，后面还有话。

“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说得很明白，我可以给你当儿子，但我一定要是国王，西夏必须独立。

庞籍沉默了，想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天子至尊，至高无尚。你们这份国书里名体不正，我不会上传给皇上的。”

他在强调皇帝的唯一性，李元昊还不够资格。

来的使者也不含糊，回答说我们的名体很正，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皇帝。这有什么不对？我要求到开封面见皇帝，如果皇帝亲自不许，我再返回去更改。

正中庞籍的要害。范仲淹的例子在前面，人臣无外交，对方要面见皇帝，他没权拒绝。这样时隔五年之后，西夏使者再一次进入开封城。很快就被赶了出来，焦点仍然在名份上，李元昊杀人放火，居然还要和宋朝皇帝平起平座，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不答应就算了，李元昊的国书在半年之后再次降临，这回一切都很正规。要求宋朝增加岁赐，割让边地，解除盐禁，重开榷场，一共是11个条款。

尤其是开头的称呼变了，再没有儿子父亲的说法，他直接称自己为“吾祖”。注意，不是兀卒，怕你们宋朝人看不懂，来了个直接的汉译音。

“吾祖”……

我是你爸爸！

这两个字还有别的解释吗？这份国书一露面，宋朝立即炸了锅，各位御史们先跳了出来，蔡襄怒不可遏。这是在玩我们宋朝，如果答应了，以后他们上书时自称“吾祖”，我们答诏书时也称其“吾祖”，我们堂堂大宋成了什么？！

是可忍孰不可忍？绝不答应！

由此上纲上线，文官们的想象力和尊严感无限度攀升，每个人都变得血贯瞳仁。朝廷里的和、战两派又开始分裂。和，以宰相晏殊以及范仲淹等人为首，他们认为李元昊那些党项人的传统就是没有道义廉耻，一时半会改不了的，毛病总会犯，就算现在乖了，以后肯定还会变化。

这点看得很准，以后的确不停地变，一直变了100多年！

所以嘛，我们许和是必须的，只是要震慑一下对方的气焰就是了。

战的一派以韩琦为首。比较可怜，精确一点的说法是，中书省里只有他一个人为“首”。韩相公怒了，他坚决不同意和谈，无论谁劝都不行。最后首相晏殊没了办法，做了件特没面子的事，他把刺猬扔给了皇帝。陛下，我们都同意了，只有韩琦反对，您看着办吧。

皇帝把韩琦叫来，问为什么。韩琦说现在之所以认为李元昊肯定会降，而且以后不会再造反，是因为契丹方面稳定了，辽国和我们再次成为盟友，他们会约束李元昊的。可是有一点，辽国能让李元昊罢兵，自然也能让他举兵，那时两线作战，我们怎么办？

回想一下，辽国是因为什么和我们再次结盟的？是历代的友情？还是富弼以及军方的压力？很明显是后者。如果我们现在以屈辱条件同意李元昊的和谈，辽国方面会重新掂量我们的分量的！

虎狼之邦，不能以仁义礼智来衡量，我们得时刻清醒。所以和谈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

这样的理由谁也没法反驳，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一拖两个多月，西夏的使者等得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先聊着吧，啥时有信儿通知我。

西夏人回国了。西线就此进入扯羊皮状态。

宋朝的麻烦却刚刚开始。这时是七月，在这个月和五月时，宋朝内部连续出现了两次兵变。五月那次发生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京东路“捉贼虎翼军”的士兵王伦，按照宋朝的官方说法是恶性不改，此人聚集了四五十个士兵，就造反了。

50个人，就砍倒了沂州巡检使。之后一路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真州（江苏仪征），到高邮（江苏高邮）。这么一大路的折腾，他的军队终于扩大了，达到了……200多人。

就这么点人，居然所向披靡，没人能挡。沿途路过的州县衙门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尤其是高邮知军晁仲先生最搞笑，他没跑，而是贴出了个告示，号召居民们拿出牛羊金帛，出城迎接好汉们进城！

在这样的局面下，王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在高邮穿上黄袍，宣布称帝，连年号都定下来了。所以嘛，高邮的同志们请注意了，以后别再像近代文学大师汪曾祺那样说，高邮除了出产双黄的咸鸭蛋之后就只有吴三桂了，而是还出产过皇帝。

王伦在七月时被捉住，押解京城砍头。他死的时候，陕西南部暴发了第二次兵变，领导人叫张海、郭邈山，这两个人的活计就比王伦玩得地道多了。首先是人多，开始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可是迅速壮大，一个月左右就扩大到了几千人。而且不断地有饥民、叛兵、囚徒，以及职业土匪加入。

这样的战斗力是惊人的，西北方面的正规军居然都抵挡不住，宋朝高层们先是惊骇，紧接着就是庆幸。真是幸运啊，这帮人没在和李元昊死掐的时候冒出来。由于地区敏感，宋朝派出了最高规格的战力。由韩琦火速出京，到陕南去，以西北最精锐的部队平叛，要求越快越好，绝对不许拖延！

韩琦不负重望，以半个月的时候，一举全歼叛兵。这样，宋朝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一些。不过别急，这一年是宋朝著名的灾年，天灾人祸品种繁多，老天爷也出面打劫了。

这一年从开春时起，直到五月份，宋朝中原大地滴雨未落，一片干旱。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点，就算到了现代，或者未来，都必然一贯如此。

因为我们人多，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先吃饱饭。那么雨水就是最重要的民生甚至战略物资了。可是很难，雨水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死穴，就算到了现代，缺水都是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至于原因，那就太多了。

在现代，有各种解释。都比较科学高端化，比如说从全球的气候形成上看，中国的腹地如果想下雨的话，就得由西北的冷空气云团和东南亚沿海方面的海洋暖气流在当地的上空汇集，才能达到。两者缺一不可，只要在需要的季节里稍微互相错过，那么干旱随时发生。

这只是一个解释而已，其它的还有N多种。可在古代，解释只有一个，皇帝老子近期不学好了，他肯定吃穿浪费，留恋女色，或者办错了什么案子，等等等等，都是领导人不好。

于是宋仁宗陛下就只好专程去京城第一大寺相国寺，以及道教的第一大观会灵观祈雨。仪式隆重，万般虔诚，可是很显然，当天玉皇大帝也在忙别的事，或者和王母私聊去了？反正祈雨没效果，该旱还是旱。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已经睡了，空阔的皇宫里他突然间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了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100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站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