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早年盛誉：因暗杀摄政王成革命“偶像”

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中的智慧。可以说，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在他60余年的生涯中，集中了“无政府党人”“国民政府主席”“民族主义者”“汉奸”“革命志士”“反革命”等多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场。清朝末年，汪精卫以暗杀摄政王一举成名，成为革命“偶像”。民国初年，本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他坚持“不做官吏”，辞去一切政务，赴法留学，一时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却表现出对权力的热烈竞逐。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遥想早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谓“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

汪精卫早年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得自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这一计划虽没有成功，但这种自杀式的暗杀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足以令人壮怀激烈，感慕而兴起。当时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就有“精卫君至可敬爱”之语。随后，汪精卫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词”，并留下10余首感怀杂诗。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作品，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使汪精卫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就以他为榜样，表达希望能步其后尘的心愿。当汪精卫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