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清朝康熙的交流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图）

“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众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6位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这是168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写给中国清朝康熙皇帝的一封信。当时，路易十四派遣洪若望等多位科学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交流。

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的科学家历经两年的艰难行程，抵达北京。这几位科学家还身兼传教士身份，他们成为当年康熙与路易十四远隔万里的对话桥梁。其中的白晋、张诚进入清宫，成为康熙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甚至人体科学的老师。

路易十四与康熙很可能是惺惺相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背景：都是幼年丧父、幼年登基，都曾感受到辅佐大臣的压力。两人也同样精力充沛，路易十四每天工作10小时，康熙在位61年，除生病和重大节庆外，几乎无一日不听政，即使北京地震时都没有中断。两人都称得上明君，文治武功，使大清帝国与法兰西国王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两大英主，何其相似

康熙名玄烨，是清王朝的第四位皇帝，1661年，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病逝，年仅8岁的玄烨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辅佐下继承皇位，年号康熙。6年后，玄烨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支持下，铲除权臣鳌拜，夺回大权，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

康熙皇帝在计除鳌拜、真正亲政以后，先后消弭平定了一系列旨在分裂大清王朝版图的叛乱，主要包括：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绥服蒙古、平定西藏，通过对分裂势力的武力征服，使西南、西北边陲和东南沿海地区臣服于中央王朝，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今日的华夏版图。

此外，康熙皇帝还十分重视治理黄河，曾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刻在宫中柱子上，以便时时警示自己，并先后任命勒辅和于成龙对黄河进行了有效治理。康熙皇帝还十分重视弘扬儒学，设立弘文院，重用熊赐履、李光地等儒学造诣很深的汉臣，向他们寻求儒家思想的治国之道。

同一时期，西方的法国正值波旁王朝时期，国王路易十三去世后，路易十四于1643年5月继位，当时年仅5岁，他的母后安娜摄政，红衣大主教马萨林任首席大臣。在处理权臣问题上，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有所不同，路易十四没有设计除掉马萨林，而是一直等到23岁时，首席大臣马萨林自然死亡，才开始亲政。在马萨林死后，路易十四将首相职位最终废除，把决策权收归国王。

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以后，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专制王权。为了加强国王的权力，摆脱巴黎高等法院长期以来对王权形成的羁绊，刚刚完成加冕仪式的路易十四毅然宣布撤消高等法院，取消了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旨意的异议权，为国王强化中央集权扫清了障碍。首席大臣马萨林去世后，路易十四把马萨林的同党、法国财政总监富凯关进了监狱，肃清了马萨林残余势力的影响。

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期间，发动了对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欧洲列强的战争，还参与了西欧国家掠夺海外殖民地的竞争，在印度、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扩大殖民地侵略。路易十四还修建公路，改善河道，奖励工农业生产，市场得到了极大发展。他让法国成为17、18世纪的欧洲首强，还修建了凡尔赛宫、扩建卢浮宫、建立皇家科学院，使法国成为当时的欧洲文化中心。

煌煌盛世，前途迥异

可是，盛世之后，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康熙之后，雍正和乾隆皇帝继承了康熙励精图治的精神，继续发展国力，造就了长达100多年的“康乾盛世”，中国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乾隆时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这是中国历史上领土势力最广、经济发展最高的时期。

而法国波旁王朝则在经历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之后，却在路易十六时期迎来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此法国陷入了各种内乱和对外战争，如拿破仑政变、普法战争、巴黎起义，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安定下来。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和法国的不同发展道路，首先源于两大君王自身的性格。长期以来，康熙皇帝以勤政爱民的仁君形象为儒家学派历史学者所推崇，他天性仁厚，体恤民艰，注意减轻赋税，减免钱粮，尤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国家减少对农民的税收，既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康熙还不用严刑峻法，宽以待人。当时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矛盾较少，连犯罪记录都比其他时期少。而路易十四好大喜功，对农民残酷压榨，与暴君秦始皇、隋炀帝颇有几分相似，由于常年征战，法国负债累累，路易十四又大肆修建凡尔赛，每年几乎一半的税收用于凡尔赛的日常开销，平民百姓在苛捐杂税压迫下生活非常贫困。

可以说，正是康熙的宽政仁爱，保持了他身后两代帝王100多年的和平稳定；而路易十四的横征暴敛则为1789年埋下了种子。

文化传统影响民族命运

但故事仍然没有完结。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百年之后，东西方两个大国再次走入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康乾盛世”之后，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王朝内部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外部的西方列强入侵，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到20世纪之初，大清王朝终于走向了末路。而在法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之后，终于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再次一跃发展成为欧洲强国，并成为鸦片战争之后攻打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列强之一。

这一次的变化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鼓励对外贸易，强调出口贸易的重要性。路易十四扶植法国工业的手段有：由国家主导制造业发展，招聘外国企业家和工匠，向这些经营和技术人才提供资金支持、免税待遇、市场特权、宗教宽容等激励条件，并收买可显著提升生产力的商业秘诀、机械工具，还禁止本国工匠移居海外。

为了保护正常的海外贸易，作为陆上大国的法国，路易十四还重视发展海军，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海洋舰队。为了获取足够的商品生产原材料和劳动力，路易十四还极力提倡海外殖民，大力支持对加拿大、密西西比河流域、安的列斯群岛、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等海外地区的探险和拓殖，从而为法国开辟了海外市场，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

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法国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较快发展，此后经过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法国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而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着力扶植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康熙皇帝也不例外。康熙高度关注农业生产，讲求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为此制作《耕织图》，以鼓励农作物的生产。但他却闭关锁国、打压贸易，尤其是严厉控制商民出海贸易，实行海禁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各国政府无不支持海外贸易和抢占殖民地，清朝的政策恰恰相反，原因就在于政府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乾隆时期，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华，请求中英两国发展海外贸易，由于没有满足乾隆皇帝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遭到拒绝，到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继位后，天朝上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中国已落后于世界潮流。“康乾盛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