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一个革命者的烦恼

死亡也是分等级的。

身后能进入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安葬，是苏联和俄罗斯名流身份的象征。但是对于躺在这里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来说，葬在这里只能让他感到郁闷。当他把手枪对准心脏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只希望葬在母亲的墓旁——某个不出名的墓地——这是他遗言中的要求。

但是当所有人都成了国家统治机器工具的苏联时代，他这点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谁叫他是法捷耶夫——《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呢？

他的定位是作家。但当我们回顾他的个人历史时，会发现他更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沉迷于苏共统治体制的革命者。

1901年，他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革命家庭，17岁成为布尔什维克，20岁不到成为代理旅政委。33岁开始，除二战中很短时间外，他一直是全苏作协的领导成员。其间以总书记身份掌舵作协，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把自己奉献给了革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成为了他写作的动力。正如他所说“在我成为作家之前，我先成为革命者，当我执笔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点，我的创作才成为革命的创作。”

但是，革命是什么？谁告诉他如何革命？

是党，是苏共，是苏共的领导人，是斯大林，给了他革命的任务。他全力完成这样的任务。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讲，就好比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这位总司令仅仅把他当成有用的工具。法捷耶夫写了《青年近卫军》，并拍成了电影，也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不过斯大林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很生气，通过报纸批评作品。“作品中缺少对党组织领导的描写”。法捷耶夫立即进行修改，这一改就是三年。他无怨无悔。

斯大林死后，一系列的事件使法捷耶夫产生了困惑，他一心为党但是感到不被人理解。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群众对斯大林时代的声讨。虽然法捷耶夫并没有参与迫害，但是他本人能够在斯大林时期长期屹立不倒，是斯大林管理作协的工具，成了大家的攻击的目标。

他自己也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斯大林时代他活得也很压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地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

虽然是作协的高级领导，但是他也只是个工具，“别人认为我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其实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他虽然也一再要求辞去作协总书记的职务。但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他感到了被边缘化的痛楚。他还是惯性地向领导表达自己的使用价值。他向赫鲁晓夫上书，提交了三份报告。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接见他。“最后希望告诉掌管国家权力的人，已经过了三年，尽管我多次求见，仍不接见我。”而以前，斯大林还经常接见他。

在使用价值得不到表现的情况下，他心中愤懑不已。“暴发户们在以列宁学说宣誓时，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令我对他们完全不信任，因为他们将比暴君斯大林更恶劣。后者还算有知识，而这些人不学无术。”他把新的领导人看作比暴君还不如。他只把领导是否见他，是否重视他的使用价值为依据，他还是摆脱不了工具性思想的束缚。

他又是如此的自负：“因为我是具有真正的、质朴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天才。”

所有这一切促使了作家做出自杀的选择。“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在已无法挽救。”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身杀身亡。他自杀时，斯大林的画像就在他旁边的凳子上。

在法捷耶夫自杀前后的岁月里，苏联迎来了以解冻着称的历史时期。

他说过，在他的一生中最怕两个人：他的母亲和斯大林，他也最爱他们。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他把斯大林视为暴君，而他母亲则在1954年过世。法捷耶夫最后一句遗言是“请把我安葬在母亲墓旁”。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他被安葬在了新圣女公墓。

他躺在了这个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浓缩之处，墓碑的顶端是他目光坚定的脸，碑侧是青年近卫军们不屈的浮雕，这也许有法捷耶夫青年时的影子。虽然他本人不愿意，但他还和一批名流作了邻居，其中包括果戈理、契可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包括他口中不学无术的暴发户——赫鲁晓夫。也许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永恒的自由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