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高等妓院为何供奉柳永：让妓女由卖肉升为卖艺
揭秘民国高等妓院为何供奉柳永：让妓女由卖肉升为卖艺旧时，人们出于迷信，做任何事情都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各行各业都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与自己行业相关的历史名人或传说中的神仙，做行业的祖师爷供奉起来，以祈福获得平安吉祥。比如，读书人供奉孔子，练武的供奉关羽，做买卖的供奉赵公明，医药业供奉药王，木匠供奉鲁班，屠夫供奉张飞，打狗的供奉樊哙，乞丐供奉伍子胥等等。娼妓业称为“乐户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供奉，只是由于地域不同，其供奉对象也不尽相同。天津较为普遍的是供奉管仲和白眉神。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置“女闾”就是他的一大创举。所谓“女闾”，就是官办的妓院。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从此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可以光明正大地经营。娼妓业由此奉管仲为“保护神”，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当年，天津的许多妓院供奉的是“白眉神”。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关云长的长相甚为相似，只是眉白而眼赤。据说，他是黄帝的乐官伶伦，仙号洪涯先生，世俗之人认为妓女、狎客同拜此神后方能定情。
天津的一般土娼即暗娼，大都隐蔽在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所不同者大多大门洞开，门洞内设一香案，壁上贴一神像，这神就是白眉神。嫖客见此情景，即可大胆步入寻欢。白眉神因此便成了妓院的典型标志。
一些高等妓院供奉的是宋朝著名词人柳永。在柳永出现前，妓女与嫖客就是单纯的性交易，妓女只是被视为一种玩物。而柳永不仅为妓女填词，而且还教会了妓女诗词歌赋，使妓女增加了艺术品位，让妓女由卖肉上升到了卖艺，妓女从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此外，还有一些妓院供奉“五仙”，即狐(狐狸)、黄(黄鼬)、白(刺猬)、柳(蛇)、灰(鼠)五种动物。娼妓业认为这五种动物不能伤害，尤其不准打老鼠，因为老鼠是娼家的财神。
妓院的供奉是妓院统治妓女的一种手段，是对妓女的一种精神约束，从而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假使妓女违反了行规，除了要受到“跪搓板”、“举木棍”等惩治外，还要让她们跪在祖师爷面前忏悔，祈求祖师爷的宽恕，并发誓今后绝不再犯。
民国年间，一个未满20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日记里，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荒唐。那时大概是1909—1910年的冬天，他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团糟，只能终日花天酒地。
在这位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被罚款5元。这事对他触动极大，导致“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这位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民国其实极为普遍，绝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
后来，即使当了北大教授。胡适仍未完全脱离风月，有次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娼妓合法化成为名人热衷风月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者“唱”也，妓者“技”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文艺工作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至于卖身，大多是余兴节目。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文武官员嫖娼有罪，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
从某种程度上说，娼妓的合法化是民国名人热衷此道的现实基础，在合法的外衣下，与妓女风流纯属私德，与律法无关。
根据王书奴于1934年所写的《中国娼妓史》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在12万人以上。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均指向民国的官员、军阀、议员等的头面人物是风月场中的常客，从而引领了社会风气。换言之，这是上行下效。
妓院曾为革命活动立过功
不要以为妓院只关风月，有时还对辛亥革命有过积极作用。在革命时期，曾有不少革命活动是以妓院为掩护进行的。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佬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
据记载，革命党人邓荫南运筹革命活动时，是在沙田附近的紫洞艇(妓艇)上，以招妓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中，作为妓女的小凤仙也成为了蔡锷将军革命行动的掩护。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
王书奴在总结中写道：“这班人(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
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道理便在其中。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袁公子是位风流种子，一生与风月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他撰写的专栏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当然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蒋介石。
革命成功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过去偶有前科，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为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
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正逢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对于这些人的行为，连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备感痛心，认为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的生意往往也被革命左右。《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
民国没有明令禁止嫖娼，因而官员嫖娼十分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当时如关于国务院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
他写道：“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民国时期，并没有明令禁止嫖娼，因此整个民国时期官员逛妓院是非常流行的事情。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
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陈独秀的风月故事引出“公人”私德的历史辩论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筹备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
眼下，裁判犯规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最热的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也大多如此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当时，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有违传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暗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是否有边界。周作人说得很明白，没有进德会的条条，怕是谁也没法以陈独秀的下三路问题说事;而蔡元培也把公人公事与私德区分开，借此保护他所欣赏的陈独秀。
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
陈独秀由此被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做了另一番大事业。
陈独秀在此后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但不妨碍他就私德问题说话。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娼妓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禁止
民国的娼妓问题，一直忽明忽暗无法禁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方得到解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行动。政府组织妓女检查身体，入教育院改造，经过学习和改造，在一千多名学员中，总计出院的人数为1077人。
上海实行的是逐步取缔，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马上关门。直到1968年，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
政府对妓女有病治病，进行职业培训，绝大多数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上海妓女中有900多位去了新疆，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的娼妓，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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