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死亡之谜 刘厚总为什么要杀害项英？

1941年3月13日，大雨滂沱，项英、周子昆一行由田坑向濂坑方向转移，项英不慎跌落溪水，通身湿透，当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在一处草棚里升起火，刘厚总把项英的一件坎肩在火上烘烤时。觉得这件坎肩为什么如此沉重，尔后他摸到坎肩里面缝着金条。刘厚总知道，在突围前，供给处把所有的经费分发给个人，作突围之用，至此，刘厚总思绪的脉络开始混乱并诱发了他杀人的初念。3月14日凌晨一点，当项英、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在泾县赤峰山蜜蜂洞中熟睡之际，刘厚总抽出手枪对准项英、周子昆和黄诚扣动板机，把他们杀害了。刘厚总面对惨烈的现场，沉思了三个半小时，才打开项英和周子昆的军衣，把他们带的法币、金条拿出来塞进自己的怀中，尔后又把他的手表、手枪、派克笔搜出来戴在自已身上，共计劫掠法币2.46万元、派克金笔3支、赤金9两、手枪3支、金壳表一块、钢壳表一块、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的药用品）。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0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零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零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刘厚总（1903—1952），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副官；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14日，他在泾县茂林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杀害，然后下山投敌；后被关押在重庆，1948年被释放，他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

1943年 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3]

1952年7月，在全国公安系统​的统一布置下，新余县公安局开展户口​核对，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历史加以核查。本来，公安人员已在“兴记盐店”核查完毕，正要转到旁边一户，忽然，有个公安对从店外走过的一个人喊道：“黄局长，你到哪儿去？我们在这儿哩。”那人闻声走进盐店，对核查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同志们辛苦。”

这个被称为黄局长的，正是年初才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分管户口核查​。他与几位检查人员聊不多久，看见了正在忙碌的刘厚总，心中不觉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他立时把陈次兴叫过来，问了一些情况。黄宜蕃听说这个店伙计并非本地人，加重了心头的疑惑，然而经验告诉他不可打草惊蛇，便不再问了，若无其事地离开。

真是冤家路窄。这个黄宜蕃不是别人，正是14年前周子昆的警卫员！那时候在皖南云岭，同在一个军部，哪天不要见到刘厚总几回?虽然过了12年，刘的外相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脸型和身架变化不大，仔细看还是认得出来。黄宜蕃回到局里，越想越觉得此人就是刘厚总，他立时找到局长，讲了情况，局长同意：马上逮捕、审讯，不要让他溜了。

翌日一早，7月28日6时左右，黄宜蕃带着十几个公安人员，将“兴记盐店”包围起来。店门打开后，黄用枪对着刘厚总的胸口：“刘厚总，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我不是刘副官，你认错人了。”刘厚总连连摆手，矢口否认​。

“哼，刘厚总，别装蒜了，你说我是谁?”

“你，你是……”刘厚总盯着黄宜蕃，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但他无论怎样也想不起这人是谁。

“我，我是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宜蕃一声断喝：“你真的不认识？好好看看我吧！”

刘厚总闻言，心怀恐惧地“啊”了一句，随即面色大变，两腮的肌肉微微颤动起来：“你，你……”

“把这个可耻的叛徒捆起来！”随着黄宜蕃的喝令，早已上前的几个公安人员一把扭住刘厚总的双手，用铐子铐上，立时押回县公安局审讯。

原新四军代理军长、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3]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