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古代第一大风流才子的“雅病”或者说风流病

揭秘中国古代第一大风流才子的“雅病”或者说风流病

凤求凰 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不是完人。他也会生病，也是有一些毛病的。比较著名的是口吃。作为严重的口吃患者，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把别人侃侃而谈的精力，用来练琴和写文章。他相信琴声和好文章，能给自己代言。果然也如此。在卓王孙家他应邀展露才艺，一言未发，纯粹靠一曲《凤求凰》就撩拨得卓文君怦然心动，根本不需要废话。他的琴声比千万句甜言蜜语都管用。他的辞赋比琴声传得更远，甚至能让千里之外的汉武帝求贤若渴，下诏招见。明末清初的怪才八大山人，也口吃，可他不仅不避讳、不因之而自卑，还以跟司马相如同病而为荣，骄傲地在书画作品中落“个相如吃”（和司马相如一样口吃）的款。八大山人是以这种方式向司马相如致敬呢，还是暗示自己不仅血统高贵，作为文人也继承了汉文化名门正派的遗传？八大山人生活中习惯以哑默的一面示人，是因为口吃而守口如瓶，还是由于清高而不屑于夸夸其谈？就像司马相如写赋无比流利，八大山人泼墨于纸上，已是自给自足的表达，无需再浪费口舌。他的书画曾用过“口如扁担”、“其喙力之疾与”两枚闲章，似乎为自己“哑于言”辩解：虽是出于语疾，何尝不是一种自我保护？其源头，可上溯到伴君如伴虎的司马相如那里。司马相如正是借口吃打掩护，谨言慎行，防范着祸从口出，同时把节省下来的精力托付于笔墨。说过的话再动听也会烟消云散，留下的作品才是最淋漓尽致并能超越时空的倾诉。司马相如还有一个比口吃更折磨人的病，糖尿病。古代叫消渴疾。《西京杂记》就提到：“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司马相如本就有病之身，加上既贪杯又贪恋美色，酒色过度，使病情加重。久病成医，相如写《美人赋》，分明是在给自己治病。开出的药方：戒酒戒色。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到不好色，他在《美人赋》里自夸至少有两次成功抵御了女色的诱惑。因为司马相如生过这种病，沾了风流才子的光，消渴疾似乎也成了“雅病”，成了风流病，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笔下。唐朝李商隐《汉宫词》借此形容文人的渴望：“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明朝高启《赠医师王立方》更以之指代诗人的通病：“诗人亦有相如渴，愿乞丹砂旧井泉。”司马迁写《司马相如列传》，把这两种病都记下备案：“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因司马相如字长卿，后以“长卿病”形容文人之病。亦作“长卿疾”等。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与相如同病相怜：“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在另一首《奉赠萧二十使君》里，也写道：“不达长卿病，从来原宪贫。”同样是在唐朝，皇甫冉《送魏六侍御葬》，在送葬友人时想到司马相如的不治之证：“谁知长卿疾，歌赋不还邛 。”司马相如终生受消渴疾折磨。这种病的名称，“渴”字似乎一语双关。司马相如戒得了酒，也戒不掉色。戒得了色，也戒不掉对名利的渴望。他一生充满激情的追求，似乎又是在饮鸠止渴。他写《美人赋》表明自己经得起诱惑，其实还是约束不住欲望。他最终死于消渴疾，也是跟纵欲过度不无关系。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屡次提到司马相如的病，有的是真病，有的是假病：“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其实司马相如初次入京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想“跳槽”到梁孝王的门下，就是以生病为借口顺利辞职的。他尝到托病的甜头了，从此屡试不爽。司马相如很擅长装病。有时是为了给彼此留有面子，有时也是为了摆架子：“司马相如归蜀，临卭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这段相如称病“摆谱”的描述，见之于《东坡志林》。当然，苏东坡接着又对司马相如身上诸多的“臭毛病”大加批评：“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他把司马相如当成病态文人的典型来敲打。在他眼里，所有小人都是有心病的。鲁迅也写过司马相如的装病，而且是装给帝王看的：“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是否可看成一种沉默的抗议？在封建时代，文人能作出如此的反抗，哪怕很微弱，已不容易了。司马相如身上确实有种种小毛病，但瑕不掩玉，遮挡不住他整体的光芒。 卓文君如何对待司马相如的“婚外恋”？

卓文君如何对待司马相如的“婚外恋”？

司马相如被罢官，心情灰暗，离群索居于长安西郊，在茂陵县与卓文君形影相吊，重新过起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民生活。幸好老丈人卓王孙心疼女儿，再次给了一笔财产，司马相如虽然赋闲在家，但并不缺钱，仍然可以四处周游，请客交友，以排遣政治上的失意。卓文君打扫书房，发觉那把从巴蜀带来的琴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相如整天与一班酒肉朋友厮混，好久没跟自己琴瑟相和，弹唱那曲《凤求凰》了。自己每每邀约，相如总以没空或没心情为理由来搪塞。文君知道此时是相如人生的又一个低谷期，也就没怪他，反而加倍体贴，嘘寒问暖。相如有时却表现得很不耐烦。直到贴身丫头偷偷告诉文君：听说老爷在外头有了新欢，是茂陵县当地的一位名媛……文君就像听见晴空霹雳。实在不敢相信司马相如会背叛临邛私奔之夜的山盟海誓。凰还在不离不弃呢，凤却想另栖高枝。待到司马相如晚上醉酒归家，文君严加盘问，相如只得如实相告，说当地的那位大家闺秀崇拜自己的文彩，自己也有意纳其为妾。没听完他的解释，文君就冷笑一声冲进书房，反锁上门，任相如怎么敲也不开。第二天中午，门终于开了。只见桌上的那把琴，弦已被齐齐剪断。文君面无表情地递给相如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墨迹未干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皓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止，沟水东西流。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竹杆何袅袅，鱼儿何徙徙，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相如一读就明白：文君已有绝交之意。他心里也同样如刀铰，连忙道歉，表示从此后再不花心，一心一意与文君白头到老。相如迷途知返，文君也就原谅他了。后来，两人的爱情再无曲折变故。断了的琴弦再接上，弹出的《凤求凰》还是那么情真意切。卓文君的《白头吟》，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但并不多余。卓文君如何对待司马相如的“婚外恋”？这位绝对挑不出毛病的典型贤妻良母，用一首诗感化了夫君，教育了夫君。似乎比痛骂他一顿或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起到更好的效果。正是在那段时间，被汉武帝冷落废弃的陈皇后阿娇，听说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因为一首《白头吟》和好如初的事情，把《白头吟》找来读罢，更是泪如雨下。就托人转交千金给相如与文君作酒钱，其实是想买相如一赋，最好以自己失宠后幽居的长门宫来命题。陈皇后所抱的希望，是汉武帝读到后，也会像相如对文君那样回心转意。且说这陈皇后，原系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的女儿。当年她和武帝刘彻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馆陶公主跟刘彻开玩笑：“得阿娇好否？”刘彻面露期待：“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作为景帝刘启唯一的同母姐姐，馆陶公主就积极推举刘彻为皇太子。刘彻当上了太子，果然娶阿娇为妃。继帝位后，又封其为皇后。第三年，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到姐姐平阳公主家做客，对姐姐家的歌女卫子夫一见钟情，将其带进宫中。陈皇后妒意大发，几次寻死觅活，闹得后宫鸡犬不宁。刘彻对她本已变淡的感情也给折腾没了。陈皇后还与女巫楚服等人在宫内施行巫蛊之术，意在加害情敌卫子夫。元光五年（前130年），巫蛊之事败露，楚服枭首于市，诛连者三百多人。陈皇后被废，退居长门宫，整日以泪洗面。她把托请司马相如写赋，当成了救命稻草。此时的司马相如，正好有与卓文君的感情波折作为切身体验，再加上自己被告发而罢官，同样的失落，同样的希望在天子面前洗清自己，他为陈皇后代拟的这篇《长门赋》，写得很动情，既把绝望渲染得如泣如诉，又勾勒出对未来的一线希望。此赋一出，被争相传抄，唤起无数读者的同情。退居寒郊的司马相如，与打入冷宫的陈皇后，祈祷的是同一个倾听对象：汉武帝。只有感动了汉武帝，他和她的命运才可能出现转机。汉武帝果然听见了。司马相如这位名家的赋，汉武帝是每篇必读的。这也是陈皇后找司马相如写赋代言的原因。汉武帝读完《长门赋》，对陈皇后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赋前小序里注明的：“相如为文以悟其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另一种则说汉武帝并没有收回成命，被废的陈皇后几年后忧伤地死于无人问津的冷宫。司马相如的命运倒是又回春转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被罢免一年之后，司马相如官复原职。汉武帝给了司马相如一点惩戒，没多久就重新启用，不知跟他读到《长门赋》有没有关系？即使汉武帝并没原谅陈皇后，他毕竟原谅了司马相如，让这位栽了跟头的文豪东山再起，回到自己身边，继续献计献策的使命。 天子脚下第一号的宫廷诗人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可以不提卓文君。可我们谈论卓文君，却没法不提司马相如。我们谈论汉武帝，可以不提司马相如。可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却没法不提汉武帝。这或许就是文化的悲哀？就一时一地而言，政治在文化面前占上风，文化在政治面前常常居于从属地位。虽然司马相如已堪称文化的幸运儿，甚至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但也不得不主动向权力靠拢，他的这份幸运也是为政治服务而获得的。卓文君与汉武帝，算得上司马相如的两大知音。一个影响了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一个影响了他的文运、他的仕途。一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的红人，进入帝国的文化核心。司马相如倍受鼓舞，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劝谏有方，一鼓作气写了《上林赋》、《谏猎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等等。汉武帝其实比司马相如本人更了解他自己，看出司马相如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文学才能，蒸蒸日上的汉帝国正需要“正能量”的吹鼓手，于是一手捧红了司马相如，将其列为第一号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跻身天子一侧，却不满足于担任高级别高待遇的言语侍从，他最大的理想还是做政治家，譬如帝王师，或者出将入相，不仅为皇帝出谋划策，还能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光有话语权是不够的，他还渴望掌握实权。奉汉武帝之命作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使他的美梦成真。这也是他在汉武帝面前努力争取的结果，他是主动请缨的。可惜宦海总有不测之风云，遭遇同僚倾扎，大好前程就此断送。汉武帝之所以不愿保他，大概是看穿了司马相如并非在官场冲锋陷阵的料：还是回家写诗去吧。那才是你最该干也最能干的事情。可读到《长门赋》，汉武帝分明听出了司马相如借陈皇后之苦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弦外之音，就起了测隐之心。加上也确有点想念他的好处，因而招他重新出山，还是在御阶前做郎官。只是现在这个郎官，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所做的那个货真价实的郎官相比，已大大缩水了，相当于一个空衔。而且两年之后，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又改拜相如为孝文园令，就是给汉文帝陵墓担任守陵人。陪死人去了。可见武帝不想再给相如参政议政的机会。觉得文人嘛，还是离军国大事远点好。即使他们再热衷于此，该泼冷水还是得泼，免得他们不知自己吃几碗饭的了。挂个闲职，有了闲情，相如又想写东西了。跟以前习惯了奉命、应景之作不同，他想给自己写点东西了，想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或者说，他不想纯粹为迎合别人喜好而写东西，也想逗自己开心了。加上眼见仕途上再无进步的可能，只好彻底移情于文艺。正在此时，恰逢汉武帝建立乐府机关，仿佛特意为转型期的司马相如而设的，司马相如也就找到新的舞台。它可能在政治上不是很前沿，可对全社会尤其市民阶层照样能产生影响。《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司马相如很少写大赋了，改写小诗、改写歌词了。目标听众变了，他的风格也变了。离自己更近了，还是更远了？他也弄不清那个慷慨抒写《天子游猎赋》的司马相如，和现在这个低吟浅唱《郊祀歌》的司马相如，哪个更接近自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司马相如不知道自己离死期已不远，只有一年时间了，他振邦济国的心却没死，或者说，这颗不甘凡俗的心虽曾假死过，又死灰复燃了。不，也许他预感到大限将至，才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一桩宿愿：写一篇《封禅文》。帝王并没有向他约稿，可他还是写了，并且相信迟早会用上的。以力能扛鼎的文笔，写完这篇与泰山同重的大作，司马相如有呕心沥血的虚脱感，身心俱疲又引起糖尿病加重，只得辞官回茂陵家中养病。这次辞官，真是因为大病一场。汉武帝听说司马相如病情越来越重，担心这位大才子若亡故，他家中的书稿会散失，就派人去司马相如家把藏书收存宫中。使者所忠进门，司马相如已咽下最后一口气，可书房空空荡荡。卓文君听所忠说明来意，答复：长卿写书很少留底稿，谁约他写他就让人直接把手稿取走，所以书房里啥也没有。忽然又想起：长卿临终前倒是刚写完一部书，交代过若皇上派人来求文，可将此稿奉上。汉武帝收到使者带回的司马相如遗书，一看是《封禅文》，正合自己想选择时机去泰山封禅的心愿。不禁感叹司马相如虽然久已不在朝中，却对国家大事乃至帝王的规划，了解得很透彻。而且还能做出如此周到、如此有远见的安排。真不是一般人啊。司马相如病逝八年之后，他特意遗留的《封禅文》终于派上用场，或者说起到作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正式举行封禅大典。司马相如苦心经营一篇《封禅文》，证明自己不只是文艺的天才，还是政治的设计师与预言家。司马相如复职后一直未受重用，对汉武帝把赋家当作弄臣来摆布，他是不服气的。直到他构思并完成了《封禅文》，相信此文必将改变汉武帝对自己的看法，他内心里才咽下这口气。写下最后一个字，他就知道自己死而无憾了。如果有什么遗憾，就留给汉武帝吧。他会遗憾未对司马相如的全部才能加以重用的。司马相如未能完全实现效仿蔺相如济国兴邦的理想，自己固然有责任，也不能说汉武帝完全没责任。他真的做到让人尽其才了吗？还是让他自问自答吧。在《封禅文》里，司马相如既为帝国勾画宏伟蓝图，又委婉地向心目中的读者——汉武帝，暗示自己也是有鸿韬伟略，只可惜未得到充分发挥。帝国虽大，可帝国提供给自己的舞台，还是有点小了。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帝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