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朝历史上为政清明从谏如流的明君是谁？

汉文帝不但从皇宫、自身做到制止奢侈浮华，并且在造福一方百姓中也做到了为正清明，其口碑在西汉初广为流传。为正清明造福一方的帝王。汉文帝二年(前178)与大臣讨论废除收孥连坐法，刘恒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刘恒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定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有些不赞成，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定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怎么能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从谏如流惠及万民的皇帝。汉文帝在从谏如流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比如西汉初期，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刘恒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官)。有—次，刘恒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了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他撒腿逃跑，于是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刘恒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刘恒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刘恒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刘恒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刘恒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刘恒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