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为何杀尽了四川人？只因为一件小事

张献忠十岁时跟随父亲到四川的资中来卖枣子。父子俩就把驴子拴在一户财主门口的石碑上，心想待卖完枣子后，再去牵驴子。等卖完枣子后，父子俩去找驴子时，见财主的家丁人等正在抽打驴子。

原因是张献忠家的驴子屙的屎尿把财主的石碑弄脏了。张献忠父子俩赶忙赔礼道歉。众家丁不依，一定要张献忠父子俩跪下用舌头将石碑上的屎尿舔干净才行。异乡遇凶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张献忠父子俩只好忍气吞声跪下将石碑上的驴屎尿一口一口的舔干净……。

话说明朝末年，天下一片大乱。这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同在陕西起事。后来李自成的军队杀到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媒山上吊自杀。李自成就在北京做起了皇帝。可是，好景不长。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狼入室，联合清军，一举击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好放弃北京，向中原方向逃去。李自成后被地方土匪杀死在湖北九宫山。

话说那张献中起事后，向西蜀四川杀去，途经陕西汉中入四川、进广元，经过剑门关，驻梓潼大庙，并在梓潼植树上万。张献忠的军队虽一路上遇到抵抗，好歹最终还是在成都建立了大顺政权。

张献忠占领成都不到两年，四川及成都地区的经济再也供养不起张献忠的几十万人马了。原因是张献忠剿四川，“剿四川”即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意思。因杀人太多，四川经济已十分落后，田原荒芜，人口越来越稀少。成都城里十户就杀掉九户，城中荒草长来比人还深，百兽出没。据说晚上，老虎到处出没，张着血盆大口，在街上走来走去。

就在这年秋天，清军分几路向成都杀来。张献忠先是率军队从成都顺岷江而下，向彭山、眉山、乐山方向出发，想顺岷江出川。但是，军队到了彭山江口后，遭到清军在彭山江口的堵击，张献忠大败。慌忙中，将千船金很财宝，沉入江口河中，这就成了历史上张献忠“千船金银沉江口”之谜。张献忠退回成都后，又向北面的广汉，西充方向退去。不久，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被乱箭射死。

话说，清军首领多锋的军队占领成都后，在蜀王宫的废墟中发现了一块“七杀碑”，这“七杀碑”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七杀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三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又叫“圣喻碑”)。这就成了张献给忠剿(屠杀)四川的证据。

四川当时流传一首民谣：

张献忠剿四川，剿得到处阴惨惨，剿得苗禾光杆杆。

十户人家九户鬼，鬼哭神嚎血成水。

成都乃四川首府，张献忠剿四川后成都已变成一片荒草废墟。清朝驻四川巡抚刚到四川，只好请求朝廷批准将省巡抚衙门搬至川北的阆中县城办公。四川巡抚衙门在阆中县城举办了四次乡试。17年后四川省巡抚衙门才搬回成都办公。

话又说回来，张献忠既然在四川已经建立了大顺政权，为啥子又要剿四川，杀四川人呢，这中间有点来头。

传说：“张献忠十岁时跟随父亲到四川的资中来卖枣子。父子俩就把驴子拴在一户财主门口的石碑上，心想待卖完枣子后，再去牵驴子。等卖完枣子后，父子俩去找驴子时，见财主的家丁人等正在抽打驴子。原因是张献忠家的驴子屙的屎尿把财主的石碑弄脏了。张献忠父子俩赶忙赔礼道歉。众家丁不依，一定要张献忠父子俩跪下用舌头将石碑上的屎尿舔干净才行。异乡遇凶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张献忠父子俩只好忍气吞声跪下将石碑上的驴屎尿一口一口的舔干净。”

张献忠当时发誓：“四川人太可恶了!老子有一天有办法时，一定要杀尽四川人!”

还有一个传说是，“张献忠带着军队杀到四川后，军队驻扎在眉山海珠的长丘山上。张献忠上山巡查，肚子突然痛起来了，赶忙跳到一堆乱草房屙尿。“哎哟!”张献忠惨叫一声。原来是张献忠脱下裤子屙尿时，屁股被草中的藿麻草猛扎了几下，扎痛了张献忠的屁股。这还了得!张献忠拨出随身携带的宝剑，一刀斩断藿麻草。”

于是，张献忠狠狠地说：“四川人可恶，连四川的草也都可恶!老子一定要剿尽四川人!”在我们四川，这个传说流传盛广。

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十多代人，叫我们这些川人实在是有些想不通。张献忠当年既然已经占领四川，靠四川人来养活他们吃饭，为啥子还要剿杀四川呢?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四川人民可恶?还是张献忠他实在可恶?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

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

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就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据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急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

还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也许并不过分。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杀人”自命并自诩的。张献忠性凶戾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李清《三垣笔记》。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

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见《明史.流贼传》)。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也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在今四川西充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

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攻重庆时“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这些当有过甚之辞。但张献忠这种“除城尽剿”的政策，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

另外，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蜀难叙略》云：“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献忠)悉诱之杀之。”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自成的四川人。

清军入关以后，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外有强邻压境”，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见嘉庆《四川通志》)，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

历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锐减归咎于张献忠，说他是杀星下界，杀人如麻。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过张献忠的杀人问题：“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张献忠的统治使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从而有从清初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