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对书吏下最严整治令：禁止需索讹诈和馈送

科举落第的知识分子，虽无官的名分，却行使着官员的部分职权。康熙帝晚年，“政宽事省”“无为而治”。诸多官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视政事，只依靠幕友和书吏办事，以致吏治废弛败坏，各衙门书吏“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夹私诬罔,贿赂行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书吏队伍中的这种腐败情弊，雍正帝曾尖锐地指出，官衙书吏“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清世宗实录》），已严重败坏和妨碍国家的行政。因此，在他即位后，针对部院衙门的书吏进行全面清理整肃。

“部费”，是中央部院的书吏向地方公开索要各种小费的俗称，上下皆知，公然行之。以兵部为例，据档案载，仅陕西兴汉镇（今隶属安康市）的兵丁，每年就要摊派凑银300两，作为到部办事之用，其中庆贺表笺诸事每年送部费40两，呈报册籍诸事每年送银24两，这些已成定例。

雍正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雍正八年(1730)三月颁谕指出：兴汉一处如此，则各省与此处相类者亦必不少；兵部书吏如此，则其他部院衙门收取部费者亦定是大有人在。“此皆内外胥吏等彼此串通，巧立名色，借端科派，以饱私囊。”“着通告各省营伍，若有似此陋规，即严行禁革。如部科书吏人等仍前需索，或于文移册籍中故意搜求，着该管大臣等具折参奏。”（《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刑部衙门专司刑名，人命攸关，“部中奸滑胥役，得以操纵其事，暗地招摇”。收到好处费的，则援引轻例，有的甚至将地方督抚的补参咨文沉压下来，暗中潜消其案，求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收到好处费的，虽然督抚声明情有可原，应予宽免，其胥役仍欺隐蒙混，不准邀免。这样，刑部胥役几乎把持了这类补参案件，其标准就是以是否收到好处费来定能否宽免。为根除这一腐败弊端，雍正帝颁谕：嗣后三法司会议案件，凡有行令补参者，督抚咨文到部，其或处或免作何完结之后，令刑部知会画题衙门，公同刷卷，“如此，则胥役不得萌逞故智上下其手矣”。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具呈的一道奏折中谈到：充军流放人犯，例可赎罪者，由刑部查明所犯情由奏闻，请旨定夺。然而，刑部“不法书吏竟敢任意作奸，或称具呈有费，批呈有费，以及查对原案具奏先后迟速之间，百计勒索讹诈”。雍正帝据耿大烈所奏，指令刑部各官“严禁书吏，不得借端需索”。

书吏作弊，还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清朝刑罚，律无明文的多比照旧案。由于例案多变，办案人员可以随意比附，而且藉此还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书吏便往往从私利出发，断章取义。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朝刑部书吏在查阅文书档案提供例案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或避轻就重，或避重就轻，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觉河图具折指出，刑部衙门责任重大，一切“稿案”自应由司员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常常是司员酌定主意，而叙稿成文却出于书吏之手，致使书吏得以舞文弄弊，作奸犯科。为此，觉河图奏请：“嗣后各司一应档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满汉各官“亲自主稿”。（《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谕令照其所请实行。

清初旧例，各部院衙门司官升迁调转，其所掌管的案卷新旧交接时，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缝处或标“封”字，或用司印，没有统一的规定。制度上的漏洞，给掌管案卷的书吏进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常有增删案卷的事情发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颁谕各部院衙门：“收贮案卷，封禁虽严，而翻阅查对，不能脱书吏之手，盗取文移，改易字迹，百弊丛生，莫可究诘。嗣后司官迁转，将所掌卷案新旧交盘，各具甘结，说堂存案。”一个月后，雍正帝又进一步指令：各衙门案卷，“有添写处，亦用堂印。并设立印簿，开明年月、用印数目、用印司官姓名。如此，则无腾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此谕令从制度层面上严格约束了管理档案的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