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丈原前 诸葛亮等什么

五丈原前，诸葛亮等什么

《三国演义》中，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而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了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

可惜的是，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尔!却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救局势于即倒，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星殒五丈原时候，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以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刘备死后，治理蜀国的政绩也日见彰著，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遂置西蜀同僚的反对于不顾，于建兴六年(公元 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了第一次北伐.

北伐前夕，汉中军事大本营东边的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上庸(今湖北竹山县)、房陵(今湖北房县)三郡已合并成新都郡，魏国郡守由西蜀的降将孟达担任。诸葛亮多次写信去加以引诱。孟达因赖以立身的靠山魏文帝曹丕及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相继亡故而惶惑不安，诚恐有不妄之灾，在诸葛亮的策反下，遂决定叛魏归蜀。这样一来，不仅汉中大本营东边多了层屏障，而且随时可从东边北攻魏国的南阳，以策应诸葛亮北伐。可惜诸葛亮心胸狭窄，讨厌孟达反复无常，又担心将来成为西蜀的祸患，竟在策反成功后，又派遣郭模伪降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利用申仪与孟达的不和，有意泄露孟达投降西蜀的消息。司马懿获得密报后，率军急行到西城，歼灭了这场未遂的叛乱。诸葛亮自断右臂的结果，使第一次北伐失去了牵制魏国的策应。

诸葛亮在孟达这支力量的处理上，直弄得读史之人瞠目结舌，一个政治家临大事时，竟然受情绪支配而不顾大局的需要，用“出卖”手段自剪羽翼，却不能兼容并包，甚至连借力打力都予以排斥。冷静地想想，即令孟达极不可靠，待投降西蜀后，也有许多方式冷处理，何以临阵出此下策!既然“出卖”了，那就坐山观虎斗好了，何以在司马懿攻打孟达时又发兵救援?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从策反到出卖再到救援，短短时间内态度居然反复了三次，真的不可思议了。曹操也曾遇到比孟达更为“可恶”的人物，这就是张绣。在官渡之战进行之中，降而复叛的张绣再次请求投降，曹操不顾南阳大败的惨痛，大度地捐弃前嫌，以极为热烈的态度迎接张绣的到来。官渡之战中，张绣是立功最多的一个，之后，又在攻打袁谭的南皮之战中立有大功，遂被曹操封为破羌将军;对他的赏赐，也是诸多将领中最多的一个.虽然东边的西城已失，西线的这次北伐在思想上、战略上、军事训练上，以及粮食及其他军用物资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几年来的频繁外交，与东吴破裂的联盟已经修复，益州东边已无后顾之忧。出师时，诸葛亮亲率十万主力从勉县出发西经阳平关、武都而转向西北方向的祁山(天水西南)，令赵云、邓芝率偏师沿褒斜栈道翻过秦岭佯攻关中眉县，这是名副其实的声东击西。

刘备死后，魏国原以为西蜀已经没有了当得起责任的领袖人物，不在意其存在，因之整个西线的防御十分薄弱，关中防务交给了少不更事的夏侯楙。甘肃陇上一系列军事要冲，也仅只有郡守掌握的地方守军，并没有任何机动兵力。当得知西蜀赵云、邓芝部攻略眉县以南时，魏国竟将这支疑军当成了西蜀主力，大将军曹真于是“举众拒之”。偏师牵制发挥了巨大作用，诸葛亮所率主力在陇上频频得手，“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在凉州遭到攻略时，魏明帝曹睿(音)御驾亲征坐镇长安，加封左将军张合(音)“督诸军”军衔西上增援。

这次北伐实质是一次偷袭，一旦魏国机动部队调上来之后，以西蜀区区的十万之众，要展开进攻就没有了可能，劳师远征的一系列弊病已暴露无遗，陇上复杂的地形，更会为魏军利用。《孙子兵法》曰：“弱敌之坚，强敌之禽也。”这时的西蜀部队，如不能主动撤退，将会面临覆灭的危险。

可是还没有等到诸葛亮认识到形势十分不利，非撤军别无选择的时候，两个意料不到的失败已提前到来。其一是，赵云、邓芝部在遭到军事失败的同时，又因为疏于防范，军队遭遇了山洪冲击，只好绕栈道撤回汉中。其二是，马谡东下打援时，竟“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所破”(同上)。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只好撤回汉中，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这一次北伐，西蜀除死伤大批将士、丢失大批辎重外，“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属七千人来降”(见《晋书·宣帝纪》)。七千精壮军人是怎样的数字?是西蜀总人口的一百三十四分之一，平均全国二十六个青壮年男子就一个人投降!这些损失，不仅《三国演义》，就连《三国志》都隐瞒了，却将收姜维一事作以渲染。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败，撤兵回到汉中稍事休整后，立即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考虑到魏军在陇西加强了守备，子午道、傥骆道与凉州相去甚远，北出秦岭后又易遭魏军三面合围，褒斜道被赵云烧毁，一时还无法修复，惟一可供选择的就是陈仓道了。陈仓道南起汉中西端的阳平关，北至关中西端的陈仓即今天的宝鸡，中间须经略阳、青泥岭、凤县、大散关，大致走向与现在的宝成铁路阳平关北段相重叠。诸葛亮选择这条路线时，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还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陈仓扼控陇上与关中的咽喉，依山(秦岭)临水(渭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能夺取陈仓，复出陇右时，就无魏国大军援救之忧，而陇上的地方守军无法与蜀军主力相对抗。其二，当时的陈仓城很小，郝昭部仅有千余兵力在此驻守，不难攻破。

蜀军公元228年冬出师，至陈仓时已是翌年春天;蜀道之艰难当不难想像。诸葛亮不曾料到，早在去春时，曹真就认为：“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双守陈仓，治其城。”(见《三国志·曹真传》)尚未出兵的前一年，就被对方准确计算并加固了城防，应该说，胜负之数在不曾交战前就已确定。果然，诸葛亮十万大军围城攻打陈仓二十余日不能攻破，只好因粮尽而撤退。只是在撤退中设伏斩了魏将王双，使得这次失败略有些许的光彩。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开始了第三次北伐。与其说这是一次主动的进攻，莫如说是被迫出兵以解除益州北边的威胁。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得而复失，魏国已在陇上加强了军力，武都、阴平距西蜀江油关(今平武南坝)不远，江油关一旦有失，涪城(今绵阳)这一成都的最后屏障就会直接受到魏国大军的威胁，成都与汉中之间的金牛道也会被拦腰截断(邓艾奇袭成都时，就取阴平小道这一捷径)。大概是出于这种担心，这次出兵时，诸葛亮令将军陈式进攻祁山之南的阴平(今甘肃文县西)、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魏凉州刺史郭淮率兵迎击，诸葛亮率大军乘虚进攻北边的建威(今甘肃西和)，郭淮自料兵少难敌，撤军退守祁山一线加强布防。诸葛亮夺得武都、建威两郡后，遂撤兵返回汉中勉县。这次虽然未吃败仗，但是别说夺取凉州，就连战略目标亦未曾窥视，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仍然视之为失败。

诸葛亮三次北伐后，魏大将军曹真上表魏明帝说：“鉴于西蜀连续出兵侵犯边境，应该乘机主动讨伐，几路大军齐头并进，可大获全胜。”(见《三国志·曹真传》)曹睿(音)采纳了曹真意见，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由曹真率兵从长安出发，分兵走子午道和褒斜道南下;由司马懿率兵从西城出发，溯汉江西上，并于南郑(今汉中市)会师;其他几路大军或走褒斜道，或从武威同时进攻。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要夺取汉中盆地，端掉诸葛亮的大本营，并进而夺取益州。这次志在必得的汉中争夺战，却因三十多日的大霖雨冲毁了栈道，魏军只好撤退了。这就是华歆在《止战疏》中总结批评的那一次主动进攻。

建兴九年(公元232年)春，诸葛亮从勉县出发进行第四次北伐，目标依然是凉州，并包围魏军贾嗣、魏平于祁山。由于劳动力极度缺乏，诸葛亮使用了木牛运输粮食与其他的军需物质，而且动员军人抢夺天水一带百姓的小麦以供军用。魏国派遣司马懿统率车骑将军张合(音)、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凉州刺史郭淮等反包围过去。司马懿出师前已掌握了诸葛亮的性格弱点，料定其必然采取的军事方针，指出“ 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割百姓小麦，见《晋书·宣帝纪》)，并没有突袭天水和埋伏打援的奇谋，所以指挥大军昼夜兼行压迫过去。诸葛亮不敢利用敌军倍道兼行的疲劳，立足渭水之北发动进攻，而是望见魏军主力压过来之后，立即向南撤兵了。至于诸葛亮大破魏将费曜、郭淮之说，仅《魏晋春秋》有记载，《三国志》、《晋书》都不曾采录。两军在天水以东敛兵依险，未曾有大的战斗，但蜀军的粮食已成了严重问题，当时又值夏秋之交的霖雨天气，在汉中负责运送的李平束手无策中，别出心裁地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赶到前线，假传后主刘禅的口谕令其回军。撤退中被魏军穷追不舍，战死和被俘的蜀军将士数以万计，撤退到甘肃木门道时，设伏射杀了魏车骑将军张合(音)后，才摆脱了司马懿的纠缠。

建兴十二年(公元235年)，诸葛亮在准备了三年之后，开始进行第五次北伐，率十万余大军出褒城北上，沿褒斜栈道翻过秦岭，出斜谷(今西汤峪)。遗憾的是，他的战略意图令人难以读明白。按理说，出眉县以后，应立即渡过渭水向东北进军，抢占武功这一战略要地，利用眉县、武功做后方扼控关中西部，利用广袤的渭北高原作战略展开。利用当地的人力物作战略补充，军事上可立即主客易位。魏军则必须为四面堵截而疲于奔命，兵力亦难于集中。可是诸葛亮并没有这一计划，而是屯兵渭河南岸五丈原。考虑到前几次北伐中粮食难以为济的窘迫，一方面在眉县秦岭北麓分兵屯田，一方面以流马从汉中向前线运粮，十万大军龟缩于西汤峪山口的狭小区域，准备同魏军持久作战。

诸葛亮这次的行动计划，又为魏军统帅司马懿料定，正如他给胞弟司马孚信中所说的：“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划中，破之必矣。”(见《晋书·宣帝纪》)翻译成现代文则是：“诸葛亮志向很高远，但是认不清形势，抓不住机会;谋略很多，但是总处在犹豫之中，不能当机立断;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却不懂兵行诡道，没有奇谋……”

既已掌握了诸葛亮心理和性格弱点，司马懿自然要针锋相对地打乱敌方的部署，他没有给蜀军正面留下活动空间，而是渡过渭水，在南边背水结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诸葛亮虽做了持久作战的准备，但劳师远征，利在速决，当然不能空耗到师老气堕时被敌人乘虚攻击。见司马懿步步紧逼而又不出战，情迫之中，诸葛亮派使者送去了妇女穿戴的衣物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马懿出兵交战。对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来说，这不过是小儿科，绝不会不忍小愤而乱其大谋，而是接过来放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蜀使：“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蜀使答道：“三四升。”接着又问及诸葛亮公务，蜀使回答说：“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 ”司马懿则说：“饭少事繁，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显然，在这场心理战中，诸葛亮又落于下风。诸葛亮在欲战不得、掠地不能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按其生前安排，长史杨仪率大军回撤汉中。途中虽不曾遭魏军追击，但杨仪与魏延却在汉中北边虎头桥一带发生了血肉纷飞的内讧。仔细考查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不少端倪，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点。其一，战略目标是凉州。夺取凉州是西蜀夺取益州后已经确定的目标，章武元年刘备成都称帝时，就考虑到马超在陇右的社会基础，加封他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当时的凉州尚为魏国所控制，马超的州牧一职仅是虚衔，要使空衔成为实职，还得马超出力略取，这是刘备刺激马超的策略。当孙权索要荆州时，刘备回答说：需得凉州，当还荆州。后半句虽是推托之辞，但前半句则是真的。

诸葛亮主蜀之后，原定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加封魏延为凉州刺史的目的，略同于马超。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都是奔天水这一凉州的战略要地而去的。如能在天水一带站稳脚跟，魏国再出兵反抢就十分困难，西蜀军队已占领战略要地，利用陇上复杂的地形反客为主以逸待劳，魏军不仅有长途奔袭的疲劳、输运的艰难，而且需逆渭水仰攻，这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魏国始终没有给诸葛亮留得立足的时间。

第二次走陈仓道围攻陈仓，不仅是因为考虑到对方防守薄弱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受第一次轻易取得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成果的鼓舞，所以此次的决心更大了，想一口吞下凉州南半部。一旦拿下了陈仓，就锁住了魏军从关中西上支援天水的咽喉，缺乏支持的天水一线地方守军，就不是蜀军主力的对手。抢夺陈仓不失为上策，但需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兵力支持。而魏军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军事要地，即令一时为蜀军夺取，蜀军仍然会处于客位，会受到东西两面的夹击，泱泱魏国有充足的粮食和兵源，且没有远距离输运之虞。所以攻城不下后，诸葛亮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第三次虽然夺取了武都、建威两郡，也是为夺取天水扫除外围障碍。

这时候，诸葛亮已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他始终忠于刘备夺取凉州的战略目标，却不曾分析形势迥异的变化。刘备夺取益州后，经济上，有荆州六郡和整个益州丰富的物产做支撑;军事上，不仅节节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并吞了荆州南四郡和益州刘璋的十余万军队，实力充盈，威望徒增;投奔过来的马超在凉州经营多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支持马超的地方势力还很雄厚。在经历了丢失荆州特别是夷陵惨败后，西蜀已元气大伤，一时间很难振作;马超病逝后，在凉州的这面大旗已经倒了，支持马超的潜在势力已作鸟兽散。一句话，西蜀已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所有条件。此时惟一的出路是，对外部依险固守，等待时机;对内部，与民休养生息，培植元气，积蓄力量。然而诸葛亮见不及此，却徒然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至于今天一些史学家说，诸葛亮自知西蜀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想以主动出击阻止魏国入侵的解释，是毫无依据的猜测，无意中已给诸葛亮做了情人。在当时，魏国视东吴为主要敌人，争夺的重点在江淮一带，并没有入侵西蜀的任何计划与迹象。诸葛亮三次北伐后，召来了曹真、司马懿的一次南伐，也因大霖雨半途而废，此后又没有什么动作了。

其二，策略是蚕食魏国以强大自己。从刘备到诸葛亮当国，都知道西蜀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物资匮乏的弊病。特别是荆州西三郡丧失后，东出三峡掠取中原已不可能;东吴是盟友，荆州西三郡不能再收复也无力收复，否则同盟会再次破裂，会为强大的魏国各个击破。诸葛企图通过夺取魏国边远的地盘以壮大自己。要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当然不能进行战略决战，更不能鲸吞而只能蚕食。所以不可能从汉中出师向东夺取西城(今安康)，以打开夺取南阳进袭中原的通道，只能在魏国西部边陲的凉州下手，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容易夺取。夺取之后，陇上复杂的地形有利于蜀军的固守。

其三，战略目标不同于最终目标。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标，即“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粗看，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行动同《出师表》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其实不然。在这里，他第一句所说的中原，不是实指，而是魏国的代名词。第二句只是表态，没有实质的内容。后边三句，对诸葛亮自己来说，是最终目标，并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对西蜀上下，更像是宣传口号，借以鼓励民心士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全力支持他北伐。

其四，出师五丈原目的。关中平原是一个梭形平原，以长安作为中心，东西长约八百里，南北最宽处仅八十里，东西两端很狭窄。五丈原所在的眉县，处长安与陈仓的中间偏西些，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渭水虽称黄河的最大支流，但在这里尚未成为兵家可以利用的障碍，春冬两季呈半干涸状态，即令是夏秋雨涝时，随处都可以架设浮桥或摆船横渡。眉县东西两面都是开阔的平原，无险可守。诸葛亮走褒斜道出师眉县，就把蜀军摆布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不论向东、西、北任一方出击，都会遭到魏国主力的三面夹击。而一旦斜谷丢失，退回汉中的后路就被截断，蜀军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军事劣势在这里更暴露无遗!

如果说这次出兵的时候，诸葛亮走褒斜栈道的战略意图还含混不清的话，那么，在与司马懿对峙的百余日之中，诸葛亮个人的心思就逐渐明晰起来。在求战不得、掠地不能的状况下，再坚持下去，作客的蜀军会被拖垮，这是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清的，但是诸葛亮就是不撤!那么他在等什么?战争中，对损折大将都十分忌讳，主帅死亡则更甚，常会因此导致全军覆没。诸葛亮是积劳成病，病势渐次加重为不治，而他又粗通中医，虽说医不自治，但把一下脉搏就可知病情程度，并可以预知来日的多寡。在病势日渐沉重后依然不下令撤军，他又是在等什么?诸葛亮深知副帅魏延与自己的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乘自己一命尚悬时回军，魏延还能够听命服从;自己一作古，他人都无法制约，而由魏延来统率蜀军，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失败。但即令如此，诸葛亮还是不撤，他又是在等什么?

答案已经出来了：他在等死!

中国人有“事不过三”的古训，然而诸葛亮不肯认输，在三次北伐失败后，又固执地追加了一次，遗憾地又失败了。四次北伐的失利，已把诸葛亮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境地。而且，蜀国的力量已消耗殆尽，自己生命也悬于一线，第五次北伐已失去了战略目标，再要进行第六、第七次北伐，在公在私都没有了任何可能。失败的责任得由自己来承担，祁山败将、常败将军等恶谥将与自己的姓名伴随始终并著之青史，满面蒙羞的西蜀丞相已无颜见益州父老!惟一的出路，是以鞠躬尽瘁四字来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中国人眼中，道德的典范永远高于才具的不足，以身殉国是最为理想的结局。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时，五丈原还储存了大批粮食，这说明诸葛亮为等死准备得十分充足;如不死，他还会无休止地坚持下去。这就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的价值取舍。当他为“出山”而制定《隆中对》时候，无视全国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无视全国即将统一的趋势，以十分自我的价值取舍，勾划了分裂华夏的兰图，促成了孙、刘两个军事集团的勾结，并通过赤壁大战，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七十二年内战的灾难之中。而在生命终结时，竟不顾十万大军的前途命运，他们父母妻小的感受，再次犯下了十分自我的错误。从自我开始又以自我结束的历史，有哪点值得后如此这般地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