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逊发表《教育改革就是课程修订》

20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了课程论研究的高潮，而联邦德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当时只有精神科学教育学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课程理论方面有所涉及，提出过一些主张，但这一学派也没有跳出教学论研究范畴。原马克斯·普郎克教育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比较教育学名誉教授S．B．罗宾逊(S．B．Robinsohn)十分关注世界范围的课程论研究动向，同时对精神教育学的课程理论进行了研究，于1967年在联邦德国教育改革讨论高潮中发表了《教育改革就是课程修订》。本书包括前言、说明、课程研究对于教育政策的重要性、作为教育的教养、教学论的局限性、课程决策的准备等章节和一篇题为《课程编制的结构设想》的附录。

罗宾逊在书中首先提出了重新采用在德国教育学中早已不用了的“curriculum”(课程)这个术语，并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让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课程问题，因此教育改革就是课程改革。他介绍了美国等一些国家在课程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了他的课程论思想。他认为，编制课程首先必须对生活情景进行分析，了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状况，然后对学生所要适应的生活情景作出假设。他指出，学校教育就是要使学生获得适应生活情景的装备，使他们获得一定的素养，因此就要确定学生应有什么样的素养，接着便可以探讨选择什么样的教学内容来使学生获得这种素养。他认为，为了使上述分析与探讨尽可能客观化就需要找到出色的方法，这就是课程研究的使命。

在书中，罗宾逊提出了他的课程修订模式，作为全书的精华部分。他以这一模式说明了如何进行课程编制工作。这个模式主要包括课程标准的确定和应用、课程编制的方法程序和编制课程的参加者问题。

在课程标准方面，罗宾逊认为，首先必须确定教学内容在科学中的意义和对学生继续学习的意义；其次应确定教学内容对于理解世界的功能，包括对于理解各种文化和说明各种文化现象的功能；最后必须确定教学内容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也就是确定教学内容对于学习者今后职业工作的意义和一般生活的意义。他指出，这些标准还需要按学科进一步专门化和论证。他相信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探讨，完全有可能使各方面取得共识，把课程标准确定下来。

就课程编制方法程序而言，罗宾逊认为这主要是确定一些方法，借以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教学内容的重要性和适切性。首先，他认为上述第一条标准的确定属于科学逻辑的、教学论上的和解释性的任务，是可以通过科学经验来加以说明的。这就是说，这一标准可以通过科学本身来加以论证。其次，他认为，关于确定教学内容对于理解世界功能的标准，这基本上是经验检验的任务。他指出，确定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可以培养学习者具有理解世界的素养，这是可以通过经验来加以考察的。最后，他认为，确定教学内容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特殊意义的标准，可以通过分析社会和职业的情景，即社会发展要求和个人生活需要，来加以证实。他举例说，这种分析可以是工作岗位的分析和劳动市场的分析，即分析工作岗位和劳动市场对人才水平的要求和政策以及个人业余生活的需要等。

在课程编制的参加者方面，罗宾逊认为，这方面必须包括学科专家、雇主(毕业生的聘用者)和人类学科学专家。学科专家，包括学科教师，应当探讨教学内容的范围和获得这些内容的资料和方式，首先确定它们在学科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即不仅要确定它们在学科中的地位，而且要确定它们的结构，包括概念、模型和原理，以及它们在教育和教养中的功能，对提高学生素养的关系。人类学科学专家包括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们也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学科专家确定的教学内容的迁移问题，确定迁移可能性，包括促进身心发展等，并借以拟定教学目标。这方面的工作属于教学论性质的工作。罗宾逊认为，在课程编制的参加者方面，雇主的参与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可以确定某一职业领域的特殊需要。学校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必须征求雇主的意见。

罗宾逊强调课程编制必须建立在上述一些程序的基础上。他的《教育改革就是课程修订》这本著作和他提出的课程编制模式虽然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创见，但在联邦德国打破了课程论研究和探讨方面长期保持的沉默，引起了很大反响，使联邦德国兴起了课程改革和课程研究高潮，并产生了许多课程论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