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大学校长呼吁扩大高等学校自主权

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人民日报》1979年12月6日报道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对办好大学、扩大高校自主权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谈话的题目是：《应该相信校长能管好大学》。“我想，中国这么大，学校这么多，什么事都由教育部管是管不好的。为什么不给大学一点自主权呢?……现在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学者、专家，又在一个学校工作多年，他们熟悉这个学校的情况，完全可以让他们发挥专长，把学校办得很有特色。如果让我这个校长在复旦大学做主的话，在招生考试和教学方面，就不一定完全按照全国统一规定来办。这样，说不定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效果。”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谈话的题目是：《制度、政策要有利于出人才》。“现在学校没有什么主动权。我作为校长，只知道教师出差飞机票我签字才能报销，其他没有什么权。就以用人权来说，招聘或辞退一个教师或工作人员，都要由上级人事劳动部门批准。”“一个大学的党委和校长都无权录取研究生，反而要由并不了解情况的上级机关来批，真是没有道理。”“什么事都由教育部规定，市里批准，科员把关，还要校长干什么?”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发言的题目是：《教育部门不要只用行政的手段管学校》。“教育管理权有三层，中央、地方、学校。三方面的关系要解决好……教育主管机关应该规定学校的人员编制。统一分配的制度也是必要的，但教职工即使是统一分配进来的，也应该允许学校考核、选择、试用，不合格的可以不要。”“在财务方面，经费如何具体使用，可以让各校自作主张”，“我看，全国统一的计划、大纲、教材只能是参考性的，可以用，也可以不用。这样教学才能多样化，各有特点。”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发言的题目是：《该统的没有统，不该统的统得太死》。“有人说大学办不好，该打校长、书记的屁股，其实打不着。目前事无巨细，惟上面的意旨是从，校长、书记没有多少自主权，屁股何从打起?”“我主张，对大学的规模、专业设置、教职工编制、学生质量的最低要求等，应由国家统一规定。根据学校规模，拨给学校相应经费指标(包括外汇)，交给学校包干使用，领导机关可监督检查。学校还可以根据本校实际，同国外直接取得联系，如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并可接受国外的设计、科研、实验等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