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伦报告》发表

南非联邦1910年建立后，土著人教育的责任和管理应由联邦还是各省承担、土著人教育目标和政策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来就很有影响的种族隔离主义势力急剧膨胀。1948年，主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国民党开始执政。1949年1月，政府任命种族隔离主义者沃纳·埃斯伦为委员会主席，制定土著人教育的目标和原则。1951年4月该委员会发表了《埃斯伦报告》。

《报告》认为，以往欧洲人和班图人对土著人教育的目标都模糊不清，这真实反映了南非的历史情况和班图人应有地位的不清。欧洲人的早期目标是要消除班图文化的好斗成分，代之以行为规范的新动机。以后班图人和欧洲人都赞成调整班图文化，使之适应欧洲经济和政治思想。班图人加快移居城镇和流动劳工体制影响加大，加剧了部落文化的解体，这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认为班图文化是低劣的文化，必将逐渐消失；另一种认为，班图传统文化包含着可以形成现代班图文化的种子，新班图文化完全能满足班图人的志向，能适应现代世界状况。这两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关于班图文化的未来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两派和教育部都没有明确班图人教育的目标，小学教学大纲就没有把发展班图文化作为指导思想，班图人学校中学习的也不是实用的知识。同时，在班图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任何学派也无能为力。班图人对学校的态度受经济的影响太大，因为欧洲人和政府的聘用过于突出文凭和技术。六级文凭意味着有保障的政府雇佣机会，因此，班图人只在乎同样的教学大纲，同样的考试和同等价值的文凭，不太在乎教育的深层价值。

《报告》认为，目标模糊因四省政策各不相同而变得更糟了。1945年建立的联邦土著人教育咨询委员会无权增加资金，也无权参与各省教育政策讨论。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土著人事务部长不了解土著人教育；联邦教育部也没有直接了解土著人教育的专家。该咨询委员会不能在联邦创造统一的政策。

《报告》认为，宗教组织直接管理班图人教育，而这些组织本身教派属性复杂，相互争夺教育范围分配和职能，服务的学区居民具有异质性。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在开普省有23个，纳塔尔省有27个，奥兰治自由州有6个，德兰士瓦有26个。宗教管理学校造成了管理机构的复杂性，其规模和效率不一，关于教育目标和实际操作的思想差异很大。教派纷争致使某些地区教育设置无效重复、无序分布。最严重的是，教会控制促使教育系统与地方政府系统逐渐脱节，使国家忽略了创立地方管理机构。

《报告》认为，南非班图人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它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首先，班图人对欧洲人的臣属地位和班图青年对欧洲人制度的了解，对班图传统社会制度和非正式社会教育提出了严重挑战。其次，引入的西式学校不是加强班图人社会制度的其他方面，而是更普遍地传输了班图社会本身无法形成，与其社会制度不协调的思想、价值观、态度、技能。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往往是班图人传统社会和家庭所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的；学校教育对现有班图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也不现实。结果，现代学校必然迫使它造就的班图人作出选择：不摈弃学校，就摈弃作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基础的那些思想。结果班图人往往选择西方文明。《报告》认为，班图人发展与班图人教育基本是同义概念，学校教育如能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就应视为改善、充实班图人生活的多种教育机构和进程。《报告》认为，班图人教育的目标是，发展班图现代进步文化，并使社会制度与南非现状相适应；发展个人的个性和智力，使儿童具有适应将来工作和环境的能力。实行上述目标的原则是，教育设想中应包括基督教性质的学校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以联邦教育部来保证发展上述学校和社会制度的计划、拨款、管理；因班图人社会服务成本上涨，班图社会发展政策应格外重视经济发展；进一步重视班图大众教育，使之配合新社会形式和制度的演变；积极造就班图语言具有现代功能价值的文学；将有限的班图教育资金用于入学学生，以求最大效率；学校和现存班图社会制度间尽可能保持密切、友好但又并非不加批评的关系；小学尽可能以班图人母语教学，以促进班图语言的发展；学校要尽可能使用班图人教师，以保持学校的班图精神并提供就业；尽量使班图家长实际参与学校管理，使学生知道学校与家长是互补的，并使学校有机会对家长进行社会价值观教育；学校应使班图人个人在智力、道德、精神上得到最大发展。

《报告》认为，教育是重建和扩展这种文明的首要源泉，实现这一设想的最好方式是使用保留地。保留地是班图文化功能最齐全的区域，具有促进班图文化和教育发展的特殊任务。《报告》认为，这一教育涉及的是“在班图文化中培养起来并适应这一文化的、具有班图语言知识、充满了从婴孩时代就从班图母亲膝下学到的价值观、兴趣、行为方式的班图人儿童”。这些事实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早期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校外，班图儿童是在班图社区中生活和成长的；他们长成时又必须分享并发展班图社区的生活和文化。《报告》强调，“班图教育”的思想是“正确的”。

《埃斯伦报告》对南非土著人教育的令人失望的现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其中有些批评并非错误，但报告的出发点是强调由联邦政府完全控制土著人教育，建立种族隔离的班图人教育，因此将班图人的教育问题与南非教育整体加以割裂，将班图人教育不发达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教会、土著人和以往未能采取种族隔离教育政策的政府，最终引出了由联邦控制土著人教育和在保留地建立“班图教育”的结论。这一报告是1936年韦尔什委员会报告后关于南非黑人教育问题的又一重要文件。它促使南非政府全面实行教育种族隔离政策，成为在南非确立种族隔离主义的1953年《班图教育法》的理论基础和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