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电影《武训传》公演后，社会上反响强烈，褒贬不一。当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像武训这样一种对封建统治者奴颜卑膝的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认为其结果模糊了革命的立场、观点，已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以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951年6月4日，教育部据此指示各级教育机关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要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规定：专署以上的教育行政部门及中等以上的学校，应协同教育工会组织这一讨论，要制定阅读的参考文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的思想；县以下的教育行政干部及小学教师，除参与自学讨论外，并可利用假期集训的机会，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状况。同月出版的《人民教育》杂志也配发了题为《开展〈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社论。到1951年6、7月间，这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高潮。这场批判运动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批判，而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批判运动。以后，运动的不断扩大与升级还导致了对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教育思想的错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教育思想终于有了公正的重新评价，而电影《武训传》也获得公开问世。一段历史公案终于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