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会国际大会召开

维多利亚州的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保持相对的稳定，但变革的愿望一直在孕育着。1937年8月，墨尔本市召开了新教育会(New Education Fellowship)国际大会。会上，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21位发言人提交了报告和论文，并在墨尔本、吉朗和弗兰克斯顿(Frankston)筹建了新教育会的分支机构。在新教育会国际大会的促动下，维多利亚教师工会(Victorian Teachers’ Union)于1938年4月召集了一次大会，组建了一个教育改革协会(Educational Reform Association)，其政策包括向所有的人提供免费的教育、降低班级规模及提高最低离校年龄到15岁。到1938年11月，有30多个组织附属于教育改革协会。在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联合会(Teachers’Federation)在新教育会大会之后，于1938年7月召集了一次促进澳大利亚教育进步民主的大会，虽然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些教育学家对教育的一般问题发表了演讲，但会议更关心的是如何激起公众对改善教育物质条件的关注。这次大会原打算是作为教育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而召开的，并在各主要乡村中心地区召开了支持性的会议。塔斯马尼亚的教育总长布鲁克斯(G．V．Brooks)在年度报告中承诺，在州教育部的工作程式上要加大灵活性，改变原来循规蹈矩的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塔斯马尼亚州的教育改革也没有中断，1942年8月任命的教育推广委员会(Committee on Education Extension)指出，塔斯马尼亚州现行的教育方法强调的是“狭隘的理性或识字的质量”，现在是该对音乐的、艺术的、文化的、数学的和技术的能力一视同仁的时候了。南澳大利亚新教育会分会在1939年也召开了公共会议，组织了研究团体，并为幼儿教师举办了学前教育讲座，许多主讲人都是教师。昆士兰州也不是无动于衷，1941年5月召开了一次教育大会，讨论了许多教育问题，并敦促制定一个国民教育的综合计划。这次大会的主要结果就是促动了该州大学的改革。澳大利亚新教育会的普遍设立激起了师范学院教师们对杜威和克伯屈的观点的热情，杜威和克伯屈成了继赫尔巴特、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之后澳大利亚教育界最受关注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