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提出

陶行知于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施行洋化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而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学做合一三个方面。陶行知从中国的教育实际出发，对杜威的教育学说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主张教育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反对死读书，注重培养儿童的创造性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陶行知在发表于1927年11月《乡教丛讯》第3卷第2期的《教学做合一》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需要在做的基础上教，在做的基础上学。在做的基础上教的是先生；在做的基础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一个活动对事来说是做，对己来说是学，对人来说是教。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教学做是合一的。其核心是主张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统一，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在发表于1930年《乡村教师》第9期的《生活即教育》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他认为教育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①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二者分焉。②教育即生活，注意到两者的沟通。③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主张虽然注意了“两者的沟通”，但是“它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因而注重“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假的教育，“是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大社会里去。“需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首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教育即生活”，生活教育使教育与生涯、学校与社会之间密切关系，“血脉相适”。他指出生活教育与封建传统教育、洋化教育是对立的。封建传统文化“以天理压迫人欲”，生活教育则主张“需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顺民之欲”，“要解放全人类”。外来的思潮中有些认为“以文化做中心的教育，它的结果是造成洋八股”，生活教育则认为“文化是满足我们人生的欲望，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反对死读书、教死书的“书本教育”，主张“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年人的残酷中把儿童解放出来。

后期，陶行知又把生活教育的特点归纳为“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有历史联系的”几个方面。提出它是争取大众解放的教育，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