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教育纲领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4亿人的“天朝大国”竟向一个东瀛岛国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与悲愤。一时间，国人瞠目，舆论哗然，责难怨恨之声不绝于耳，愤慨忧心之词跃然于纸上。加之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为了救亡保国，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新思潮以狂飙之势席卷中华大地，天下人士咸谓维新变法，一时风气大开。但洋务派对日趋风靡全国的维新思潮却深感忧虑，对维新派所主张的倡民权、废三纲、立议院等更为惧恨。因此，洋务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先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这份奏折上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同年3月，又写成《劝学篇》，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教育纲领，借以反击维新变法新思潮，反对维新变法。“中体西用”此说并非张之洞首倡，而是渊源于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那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已包含“中体西用”的基本精神。随之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提出：“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提出：“合而言之，则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从而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中体西用”思想。而且这时的“中体西用”侧重强调采用西学，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在此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洋务教育(即新教育)，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到了1895年4月，沈寿康(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匡时策》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1896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申说此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这时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提倡的“中体西用”却都转而侧重强调“中学为体”，主张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以抵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潮。这实际上便是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教育纲领的用意所在。在张之洞所撰写的《劝学篇》中这一思想也始终贯穿其中。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理论上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洋务派的办学思想，把其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认为中学是内学，用来治身心；西学是外学，用来应世事。所谓“中学”，也叫“旧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总称，主要内容是中国经史之学，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书、政书、地图等，也包括词章、金石之学。其核心是孔孟之道和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他对“中学”的基本主张在于“明纲”，为了明纲，特别强调读经。他认为学堂若不读经书，则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会尽行废绝，中国也不能立国。在“三纲”中，张之洞尤其强调了“君臣之纲”的重要意义，并以此作为反对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依据，攻击民权学说。所谓“西学”，即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总称，包括“西艺”、“西政”、“西史”。“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通商等制度。“西艺”则是指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知识。“西史”则是指西方诸国的历史。张之洞的“西学”之中包括了资本主义的某些规章、制度，但并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他极力反对那些能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学说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化。关于“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张之洞认为“中学”是根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为从。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张之洞还认为应当既重“中学”，又不反对西学，使两者各司其事，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学”务本，“西学”务通。这样，一方面可以“正人心”，防止“杂出其说以荡众心”的“恹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另一方面也能“开风气”，在不动摇封建专制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教育纲领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晚清规定的教育宗旨明显地反映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这一教育纲领支配着晚清的全部教育活动，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