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著《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问世
《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写于1516年，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理论。虽然书名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但伊拉斯谟认为，他所表述的教育主张，不仅适用于王子，“也适用于王子将来统治的那些自由的、情愿的臣民们的成长”。
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但认为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对一个天性既愚笨又粗野和难以描绘的人来讲，任何人对他成长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劳动”。
伊拉斯谟还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发生战争和流血事件。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马丁·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伊拉斯谟所要培养的人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素质：虔诚、德行和智慧。
伊拉斯谟是一位神学家，所以他尤其强调宗教教育的地位，但由于他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所以其宗教教育思想又不同于中世纪那种重盲从、尚专制的做法，与北欧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相一致，他强调的是一种宗教虔诚心的养成，崇尚内发而非难外铄。
伊拉斯谟非常重视良好德行的培养，认为德行对一个王子而言就更加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王子”，而一个好王子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王子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是爱民。
王子除具虔诚和美德外，还需有非凡的智慧。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掌握任何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
虔诚、德行、智慧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虔诚是德行与智慧的最高体现，而走向虔诚与德行的必经之路是智慧。可以看出，伊拉斯谟所宣扬的虔诚、德行、智慧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世俗色彩，不同于中世纪以蒙昧和压制为主调的宗教精神。而且伊拉斯谟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也不同，“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教学内容是古典主义的课程，学生应读《旧约》和《新约》、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等等。伊拉斯谟认为这些书籍都是纯洁的，而且多与政务相连，是培养一个国王的必读之书。
为了管理好国家，王子还要学习地理和历史。这是明智地管理国家的基础。
教学中使用的语言应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拉丁语教学在其课程论中居于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拉丁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语言去挖掘古典文化的宝藏，他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不感兴趣。
他反对在教育和教学中虐待儿童的现象，主张废除体罚，认为教师应懂得儿童的天性以及教育过程内在的规律。
教师应了解学生。了解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基础，教师应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应采用任何“适合王子的年龄，能使他感到兴趣的方法”。
伊拉斯谟的教育观是北欧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既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共性——崇尚古典文化，要求改革教会，建立一个新世界；也具有北欧文艺复兴的特性——更多地强调虔诚和德行，重视实际生活。尽管如此，伊拉斯谟的教育观也并不完全适合那个时代的需要。这在他的课程论和教育目的方面有明显的体现。他给学校推荐的古典课程适合学者和朝臣，但不适合那些从事一般社会劳动的人，尤其不适合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这说明伊拉斯谟在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论上有脱离大众的缺陷，他所要培养的仅是少数上层人物，他的教育对象的范围非常狭隘，他的教育措施也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要。伊拉斯谟关心的是治人之学而非治物之学，因而忽视科学知识的学习，而只重视人文学科的掌握。
尽管伊拉斯谟强调古典课程而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他提倡古典文化，其用意在于通过学古人之言进而明古人之“道”，从而达到改造现存腐朽社会的目的。在强调古典课程的背后隐藏着革新社会的企图。
伊拉斯谟把革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上层部分人身上，他的教育规划明显地脱离大众。这是其重要缺陷，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缺点，更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缺陷。
伊拉斯谟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为人文主义教育奠定了基础。这位“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热狂行动”。(弗·鲍尔生著《德国教育史》，第29页，第34页)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200年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伏尔泰，其著述广为流传，推动了北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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