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呈《上皇帝万言书》

宋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呈宋仁宗《上皇帝万言书》。在这一奏稿中，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变法主张，指出“方今之急在人才”，人才之源在教育，提醒统治者当首重教育以选拔人才，然后审时度势，“变更天下之弊法”。作为改革家，他对“但知文事”的虚学十分厌恶，主张以“实学”代“虚学”，培养“文武兼备”之才，以备“天下国家之用”。基于变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王安石又具体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人才理论“教”、“养”、“取”、“任”说。认为“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上皇帝万言书》)。所谓“教之之道”，是指人才的培养。王安石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广设学校，并严选教官，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提倡“学以致用”，指出“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无不在学者”，“苟不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批评诗赋、帖经、墨义为无补之学，重视培养从政牧民、富国强兵的实际能力，要求加强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教育，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所谓“养之之道”，是指人才的管理。王安石说：“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同上)即是说，一方面，对待人才应该给予足够的经济待遇，“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同上)。另一方面，必须建立相应的礼制法度，凡“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事、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同上)。如有人违背礼制法度，自当“裁之以法”。所谓“取之之道”，是指人才的选拔。王安石反对以出身和资历来选拔官员，认为选拔人才应该采用推荐与考察相结合的办法，“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同上)。强调考察人才不能“私听于一人之口”，要求“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同上)。王安石特别重视“试之以事”的实际考察，指出驽骥在“饮水食刍、嘶鸣啼啮”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一当试之以“引重车，取夷路”，二者的差别便很快显露出来。所谓“任之之道”，是指人才的使用。王安石强调“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同上)。主张根据每个人的专长不同，做到人尽其才，“使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同上)。为防止人才流失，他还要求“久于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使之更好地发挥效益。“教”、“养”、“取”、“任”四个方面构成了王安石人才学说的完整体系，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独特创造，对今天的人才教育和开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教育主张震撼了北宋思想学术界，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