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

西汉末年，西域各国来华的外交使节、侍子及商人逐渐增多，不仅沟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生产技术、商业贸易的来往，而且为思想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渠道。一种新的文化接触开始了。佛教文化也就在此时经北传路线传入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魏国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中国佛学史家一般认为，此段史料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华的最早的尤可确信的文献记载，这说明西汉末时佛教确实已传入中国，佛教信仰在社会上也已引起重视。佛教传入中国绝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由当时汉代特定的文化教育背景所决定的。①到西汉末期，师法、家法林立，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结果是师法、家法的不攻自破，不能不出现超越樊篱的现象。这样一方面导致了通经立说、标新立异、进取仕途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为冲破师法与家法门户，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②由于官学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教堂少和讲堂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太学教育采取两个措施：一为安排正式课程，称为“正业”；一为增加课外的自修，称为“居学”。允许博士弟子向校外的学者讨教学习，客观上也为接受经学之外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③自秦以来，方士幻术盛行，在方士与儒生的共同推进中形成的谶纬神学，更是广泛流行于两汉之际，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文化背景，也为佛教的传入铺垫了道路。佛教正是在上述特定的文化教育背景为其奠定坚实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传入中国的，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中国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