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的崛起

“士”的名称起源于何时已无明文可考。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出现，“士”阶层崛起于春秋时期。当时是从乡遂组织的“乡学”中选拔出优秀者升入“国学”，在所选拔的人才中有“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等名称。选出之后分别任以官职，给以爵禄。《礼记·王制》记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又说：“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由此可知，当时的所谓“士”是在乡遂组织的庠、序学校中选拔出来的，庶族的优秀子弟也可经选拔而上升为“士”，并可以此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后来这种“士”人在社会上愈聚愈多，逐步形成了一个阶层。到管仲相齐桓公时，把“士、农、工、商四民”作为“国之石民”，而以“士”居首位，并且主张四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士”既由庠、序等学校选拔而来，而其地位又居四民之首，则“士”与学校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春秋时期，官学已日趋没落，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养“士”之风大盛。“士”的主要出路是通过私学作为进身之阶，这就促进了当时私学的繁荣。

“士”阶层崛起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士”既由民间选拔，则上层的礼、乐、刑、政等文化也就以“士”为媒介而下移平民，使上层与平民阶层的文化产生对流；贵族独享的礼、乐有一部分下移到平民，民间的俚俗文化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士”的选取来源各异，其中不乏多才多艺之人，况且“士”人集团愈来愈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愿望；对“士”人需求的增多，必然影响培养规模的扩大，带来私学的繁荣。一些执政诸侯或逃亡的贵族为了巩固权力或夺取权力，也不得不借助于“士”阶层的力量，因此，养“士”之风一时大兴。《韩非子·外储说》记载：鲁“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座者以十数”。到了战国时代，养“士”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室如鲁穆公、魏文侯、齐宣王、梁惠王等都一度养“士”问策。私门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等都争相养“士”，有的甚至养食客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