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端

仁、义、礼、智4种善性的端绪或萌芽。孟子伦理思想体系的范畴。《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按孟子的比喻，所谓“端”，即“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以儒家的道德理想而论，仅是“端”，还很不够，还需要加以“充养”，“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在孟子看来，四端是“人皆有之”的本性，他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经验事实出发，断言这种“心”的显现并无直接功利目的，即所谓：“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因而：它是主体的纯道德的良知良能，如孟子所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由于“端”只是可能趋向之始，只有“扩而充之”，才能成就善性。四端说是孟子性善论的理论基石，是人性之所以为善，所以能善的前提根据。“端”在“心”上，与生俱来，“仁义礼智根于心”，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孟子同时的告子对孟子的观点即有异议。《孟子》中所载二人关于人性的辩论，分歧的焦点即在对“性”之“端”有不同的理解。后来的荀子类似告子的观点，认为在“本始材朴”(即“端”)意义上的“性”无所谓“善”与“恶”，即“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而“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就之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情”与“欲”必须给以节制，如果一味“顺”、“纵”，就会发展到“恶”。在“天就”意义上的“性”而言，“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区别在于后天是否“积礼义”、化性起伪。由于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通过圣人的教化，可以避恶从善，即荀子认为“性”之“端”有两种可能趋向。而孟子的四端说则认为性之“端”只有一种“善”的趋向，而“恶”之所生在于后天对善端不加充养，是“失其本心”的结果。

围绕“性”之“端”是“善”或是“恶”的争论在后世延续很久，宋儒张载以心统性情之说来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才把争论平息下来。朱熹认为“四端”是“已发”之“情”，而仁义礼智则是“未发”之“性”，“性”为“体”，“情”为“用”，从而把伦理道德问题转化为哲学上的“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这是儒家在佛教义理影响下伦理本体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