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

说《诗》者应在对某一诗篇做全面通贯分析的基础上来正确理解诗作者的意图。孟子提出的正确理解《诗》义的一种方法原则。《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针对当时从春秋以来的“赋诗言志”中广泛存在着拘泥于个别文辞的表面含义，由望文生义到断章取义现象而言的。对孟子这一论断，历代理解上各有不同。汉人赵岐的《孟子注疏》说：“志，诗人所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对“意”与“志”做这样区分后，赵岐对“以意逆志”的解释是：“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意，是谓得其实矣。”按《说文》释“逆”为“迎”。《周礼·地官·乡师》郑注释“逆”为“犹钩考也”。如赵歧之说，即“说《诗》者”只需以“己意”去“迎诗人之意”，用不着再去“钩考”“诗人之志”。“说《诗》者”为今人，而作《诗》者为古人，今人以己意“逆”古人之“志”，必然人言人殊，以今代古，形成“《诗》无定解”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孟子所反对的。联系孟子关于“知人论世”的主张看，孟子认为“说《诗》者”应了解诗人所处之“世”(即整个“时代背景”)才能“知人”，只有在“知人”的基础上才能了解其“意”，进而方能“逆”其“志”。清人焦循的《孟子正义》引顾镇的《虞车学诗·以意逆志说》中云：“今不问其世为何世，人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来推之，则其所逆，乃在文辞而非志也。”对“以意逆志”之“意”的理解，从赵岐之说提出后，多为后人沿袭，宋儒多持赵说。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将以意逆志释为“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本意”，依然沿用赵说，如依孟子原意当为“论世”以“知人”，由“知人”而知“意”，然后，再以此“意”去“逆志”。此说为孟子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