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义悦心

孟子心性学说的命题。《孟子·告子上》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这种“理义悦心”说是孟子心性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石。按孟子“心之官则思”之论，人“心”与口、耳、目等生理感官是有别的，但人“心”亦有“同然”，其同然即为理义。这就把本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道德观念先验地固定在人“心”上，为社会性的道德属性找到自然的生理承载者。“心”作为人这种有理性的主体的一个器官，其功能本是对感受素材进行分析综合判断，而孟子给其加上“悦理义”之“同然”，亦即肯定其与生俱来的本始意义上趋向于善。这一论断具有重大意义。由此，良知良能说自可顺理成章，性善论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整个心性学说的理论大厦从而可以逐层建立。其原本思想趋向则渊源于西周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倾向。从西周初年，“天”、“德”、“礼”就趋于合一，在自然的、生理的现象与社会的、心理的现象之间从来不设鸿沟，而且认定其彼此相应相通。但孟子也承认人心有一种“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特征，因而会产生“失其本心”、“放其良心”的现象，也会有“指不若人，则知恶人，心不若人，则不知恶”的“不知类”的现象。因而才有必要以“为学”来“求放心”，也才有“君子”要“以礼存心”、“以仁存心”的必要。基于这种必要，孟子“心学”中一整套的心性修养论的学说从而衍生，并对后世儒家学说的发展趋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心”对“理义”之“悦”正是“善根”所在，对此“善根”持而勿失，扩而充之，光而大之，即可展现人之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