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儒学经典，四书之一。论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著作。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后独立成帙，并列入四书。

形成 《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唐以前未被重视。到唐代韩愈、李翱引用《大学》；宋代出现关于《大学》的专著，司马光撰《大学广义》一卷，视《大学》为经。

作者 《大学》古本作者不详。程颐认为是孔子的遗书。朱熹推测第一章之经乃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为门人所记。以后关于《大学》作者便成为曾参了。

主旨 东汉郑玄认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大学》注)，是说通过广博学习，可以达到从政的目的。程颐则认为“初学入德之门也”，看做伦理教育的入门之书。朱熹非常重视《大学》，他把《大学》分别经、传，颠倒旧次，补缀阙文，详加注释，编入《四书集注》之中，并在古人读“大”为“泰”的基础上，释大学为成人之学，是为学的理性阶段，“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此即把大学阶段视为求道阶段。朱熹还认为《大学》的特点是“规模之大”，“节目之详”，既有总体规模，又有实现这一规模的具体节次和步骤。因此列《大学》为四书之首，认为：“先通《大学》，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了《大学》，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大学》成了群经的间架。

流变 《大学》在朱熹前，有郑玄注《礼记》本即古本，有汉熹平石经本，有魏正始石经本(实为丰坊依托伪撰)，有程颢、程颐改本，这些版本均不分经传。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之说。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朱熹虽对纲领和条目均有解释，但重点强调“格物致知”，并认为“格物致知”的释义章已亡，于是自作补传，补传把穷至万物之理作为认识完善自我善性的途径，以求万物之理与所谓天理贯通明著。以后许多学者发挥朱熹思想，朱子的章句也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但也有各自为说的，宋代便有黎立武重大学古本，宋末王柏则认为“格致之章不亡，无待于补”，但与集注并未牴牾。明代湛若水主张古本《大学》与朱本“大学”并重。到了王守仁，《大学》的阐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守仁表彰《大学》古本，认为无经、传之分，强调《大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效，又释“格”为“正”，“正物”，即使心意所及之事各得其正，并强调动静、知行、博约、学用诸功夫的合一，使《大学》心学化了。此后有不少人阐释发挥王守仁思想，但在明代，也有不从王守仁“知本”说的，而坚持朱学的，如赵南星便是。到了明末，有些学者，公开以佛经解释《大学》，使《大学》流于狂禅。清代官方崇信朱子，康熙御定《日讲四书解表》主朱子说。但清儒孙奇逢、胡渭、李光地都不完全赞成朱子《大学》说，他们有的主张古本说，有的不赞成补传。毛奇龄作《大学证文》，列历代各家改本，使《大学》历代沿革井然有序，足以资考证之用。至颜元、李，则力排朱陆，以《大学》发挥其实学思想。以上为《大学》解释的主要流派，实际上，在解释《大学》时，有调和朱、王的，有以史传解释《大学》的，还有用《大学》来讥评时事的。

地位 朱熹说，四书是经学的阶梯，是解经的必由之路。实际上自宋、元以来，《大学》已成为儒学的纲领，从学问政的模式，研究《大学》是科举为官的必由之路，《大学》使儒学规模化、条理化，使儒学有了具体实施的步骤。宋以来，儒学名家都解释《大学》、发挥《大学》。近代孙中山先生也十分重视《大学》，说明《大学》对中国政治、学术的影响十分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