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注》(郑玄)

东汉郑玄为《礼记》所作注本。东汉末，党锢之祸起，郑玄与同郡孙嵩等40余人遭禁锢。郑玄遂闭门修业，潜心于《周礼》、《仪礼》、《礼记》，积14年之功，著成“三礼注”。郑玄一生遍注群经，达数百万字之多，“三礼注”为用力最深者，《礼记注》(见图)为其中之一。汉儒说经，今文、古文阵营分明，师法、家法森严，绝不相逾越，无异于作茧自缚。郑注《礼记》兼采今古文，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吸收今文经学之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代表了汉代经学的最高水平。今文、古文，家法、师法之藩篱由此而被冲决。郑氏注《礼记》又以简明扼要著称，凡经文之义显明处，则不加注，加注处则文字尽可能简练，因而注文字数往往少于经文，注文总字数，仅比经文多一千余字，成为千古之绝，对当时经学界以烦冗琐碎为荣而不问所归的恶劣学风是一大冲击。郑玄还对《礼记》做了“刊改漏失”的整理工作，纠正了经文的许多错讹，使之成为比较定型的文本。凡经文古奥难解处，则博采通人之言训释之，或从文字、音韵、训诂角度以求会通，“自是学者方略知所归”，其功不可没。郑注所引材料极博，从而使《礼记》的内容更为丰富，对于深入理解经文，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史，都有重要价值。所引材料，其后大多亡佚，赖郑氏注而得以保存一部分，因而尤为珍贵。郑注中已有清议的习尚，从而形成了汉末特别的“郑氏家法”。由于郑氏注的种种成就，使《礼记》地位陡增，从礼经的附庸，一跃而为礼经之一。自郑氏注大行于世，此前所有《礼记》他注均废。郑注的不足之处是：好引纬书为据，这与东汉盛行谶纬之学有关，因而为后代学者所诟病；说解经义时好臆断，又好以今代古。郑注《礼记》在经学史上曾长期居于权威地位，唐《五经正义》之《礼记注》即用郑注，宋又以郑注与孔颖达疏相合为《礼记正义》。元延祐年间，行科举法，规定《礼记》用郑氏注。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废郑氏注，改用陈澔的《礼记集说》，至清代复兴汉学，郑氏注遂又行于世。历代学者对郑注《礼记》褒贬不一，尊之者称其“如江河日月，不复可泯”(郭嵩焘：《礼记质疑序》)，诋之者则“视之为土埂”，实由偏执一端所致。

《礼记注》 汉郑玄注，宋刻递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