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介绍】：
西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少时随父司马谈读书，从董仲舒学《春秋》。早年漫游江淮、黄河、泗水流域等地，考访名胜古迹，调查社会风习。初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今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云南)。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得以广泛阅读国家藏书，搜集历史资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订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天汉三年(公元前98)，因替李陵败降事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其后忍辱发愤，撰写史籍。太始元年(公元前96)出狱，任中书令，继续史籍撰写，终成52万余言的煌煌巨著，人称《太史公书》，后称《史记》(见图)。《史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典籍档案、民间考察材料等而写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并开启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还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汉书》卷六十二有司马迁传。
《吏记集解索隐正义》 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张守节撰，明嘉靖十三年秦藩刻本
司马迁的思想，适应秦汉学术发展大势，主张天下一统，在思想文化方面“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汉书·司马迁传》)。其思想儒道兼综，包容诸家。
尊儒尚德的王道观 司马迁尊崇孔子，推重儒学，力主王道政治。他自觉地纳《史记》于儒家王道文化传统，将孔子列入《史记》的“世家”系统，表现出对孔子的由衷尊崇。他推重儒家经典，认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司马迁传》)。他特别推崇《春秋》，认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达王事”。“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君臣父子不通《春秋》之义，则天下无道。“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同上)。他力主以仁德为核心的王道政治，认为是否实行仁德政治，是帝业兴衰的根本。三代圣王的业绩、成康之治、文景之治，是仁德政治的成功典范，是“专务以德化民”(《史记·孝文本纪》)的硕果；夏桀殷纣秦政的暴亡，是不行德政的结果。王道与天道相通，王道政治的依据，在于天道的仁民爱物。
“整齐百家杂语”的文化观 司马迁崇尚儒家大一统的思想，顺应秦汉之际要求思想统一的社会思潮，要求“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整齐百家杂语”的思想，与董仲舒以大一统为指归、以独尊儒术为重心的文化观并无二致。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阐扬，以及在儒家思想的理论框架内，兼容道、名、阴阳诸家思想而实现。他孜孜以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功业，以及他坚持理想人格追求，自觉捍卫王道文化传统的节操，实际上是实践着儒家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的文化价值观。他反复申论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当王法”，推崇“《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的道德行为准则，努力把“百家杂语”纳入儒家王道文化传统之中，整合行为价值规范。《史记》阐释的从上古到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史，本身便是以王道文化传统为核心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根据主要是《论六家之要指》中浓厚的尊崇道家的色彩。但《论六家之要指》虽然也部分地表现出司马迁的某些观点，不过却主要反映的是其父司马谈的思想。就《史记》全书的整体思想倾向而言，不能说司马迁属于道家。
天人感应的天道观 司马迁的天道观属于天人感应的理论范畴，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史记》作为上古至秦汉的文化史，以帝王政治为主线，以论证王权神授为宗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贯穿始终。司马迁认为，不同王朝的兴衰递嬗，决定于天命的变化转移。《史记》记载，黄帝“获宝鼎”，有“土德之瑞”；舜临终前“预荐禹于天”(《五帝本纪》)；秦以僻远小国而兼并天下，关键在于“天所助焉”(《六国年表》)；刘汉王朝是受命而王，刘邦出身神异，长相奇特，本为龙种(见《高祖本纪》)。司马迁还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天是其掌握者。上天的意志与人间的要求相通，天人感应，趋善弃恶。司马迁通过对天象的分析，为王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日月星辰，四时季候，灾异祥瑞，卜筮占梦，都与人间祸福相连，人必须顺天意行事，否则就会遭到伤害。天道仁民爱物，王道必须则天而行。天命与王道，相互沟通，无伤无碍。司马迁这种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是为其王道观和文化观做论证的。它是西汉时期社会思潮的反映，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它也是西汉中期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司马迁主张天人相分，反对天人感应，与董仲舒思想迥然相别，是不全面的，值得斟酌。
地位和影响 司马迁的儒学思想，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无论其尊儒尚德的王道观，或是“整齐百家杂语”的文化观，还是天人感应的天道观，都是汉代正宗儒学的主体内容。就思想进程而言，司马迁的儒学思想，前承董仲舒，后启刘向、刘歆、扬雄。就文化价值而言，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主要的不在于他的道家思想，而在于上述他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