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西汉司马迁给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的回信。载于《汉书·司马迁传》。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认为，此文作于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表达了自己受宫刑之辱后，没有“引决自裁”，而是发愤著书，无心仕途，不能推贤进士的心境。他强调，受宫刑后，气滞意郁，愤懑非常，但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不得不“隐忍苟活”，痛苦异常。“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的荣辱观，使他此信成为“舒愤懑”之作。司马迁在信中反复申论，遭受腐刑(宫刑)是人间最大的耻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因而此文“志气槃桓”(《文心雕龙·书记》)。文中用儒家价值观评判李陵，为其辩护，认为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文中论列了安身立命的五种德行：“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反映出对儒家学说的自觉认同。本文对于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写作的动机，特别是了解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