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争

儒家与道家的辩论与抗争。为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学派论争。由于儒道两家的学说不限于哲学，涉及政治、宗教等，因而儒道之争又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

在战国时期，与儒家相抗衡的主要是墨家，不是道家。道家创始人老子为春秋晚期人，曾担任周朝史官，学界多数人承认这位老子即现存《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成书于公元前530～前497年之间，在陈国公子陈完奔齐之后，陈乞击败国、高氏之前，由陈氏家族传播到齐国，为陈氏篡齐并统治齐国的理论依据。陈氏在依凭《老子》的同时，奉黄帝为祖先，遂有黄老之学，黄老学派即道家学派的早期形态。早期道家为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中的首要学派。这一学派“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之要指》)，富于宽容精神，能与儒家和谐相处。孔子也曾持弟子礼向老子请教一些问题，可见孔老关系原是和谐的。

西汉初期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制，在学术上尊崇黄老并兼容百家。道家黄老之学主张“因循”，对“汉承秦制”起了支持作用；而儒家主张“复礼”，对“汉承秦制”持反对态度。儒道两家分歧乃日益尖锐，争论迭起，儒道之争遂取代儒墨之争及儒法之争，成为学界的主要矛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这话反映出汉初学术呈孔老相黜、儒道相争的局面。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家失去官方的学术地位，与定于一尊的儒家势力相去悬殊，然而仍有学者在民间倡导道家学说，如西汉晚期严遵撰《道德指归》，教授《老子》，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王充抨击官方经学，即以古文经学及道家学说为依托。东汉时期一些学者从事“养神”，也依附道家，其代表作品即是流传至今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末期，处于在野地位的士人多受《庄子》影响，根据《庄子》拟定其立身处世的法则，形成学术上儒家在朝、道家在野的局面。

时至魏初，文帝曹丕喜好道家，使当时学术由名法向道家转变。这种转变到曹魏正始时期臻于完成，但起而兴盛的不是纯粹的道家，而是玄学。玄学家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文王及孔子为圣人；奉《周易》为首要经书，以《老》、《庄》为“传”；从著作形式上和圣贤统绪上均以儒家自居。而玄学家的思路，则是依据《老》、《庄》来解说《周易》及《论语》的，从思想实质上融合儒道而以道家为主。玄学中的贵无论和独化论，都有形上学意味，与汉代道家的宇宙论思想固有不同，但在思想风格上却十分接近，因而近人多以为玄学是道家学说的变相延续。在魏晋南朝思想史上，玄学与儒学的对立争衡一直很突出，这种对立略有“儒道之争”的意义。玄学家常论说儒道关系，曹魏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及西晋时期的王衍、乐广、郭象等，都认为儒道相合，实际上是以道家命题概念阐释儒学，保留儒家旗号而引入道家精神。

早在东汉时期，道教已然兴起。道教依附道家，吸收一些道家思想，又大量采用谶纬的说法，构筑起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又大量抄录佛书，制造道教经典，引入许多佛教的学说、命题和概念术语。然而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不是与儒家对峙，而是与佛教抗争。当时的儒道之争主要表现为儒学与玄学的分立，而非儒家与道教的对峙。这种复杂的局面到唐代才结束，唐代皇族李氏奉老子为祖先，尊崇《老子》及与《老子》密切相关的《庄子》、《文子》、《列子》诸书，遂使道教兴盛，成为官方的宗教，与儒家、佛教鼎足而三。玄学到唐代则分而为二，一部分并入儒学，如何晏、王弼都被尊崇为“先儒”；另一部分流入道教，如《庄子》一书采用郭象注，有道士成玄英为之作疏。唐代的儒道之争主要是儒家与道教的抗争，仅有少数学者喜好《老》、《庄》而与道教无关。

儒道之争自秦汉以后，贯穿于全部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宋代理学虽融合三家，但独立的儒、释、道仍存在着，儒道之争仍在延续。中国传统的伦常礼法常由儒学支撑，中国历代的文学、艺术等等则多从道家得到营养。现代思想史家或称赞儒学，或赞扬道家，或主张儒道互补。不论持何种态度，都不能不承认儒道关系问题是我们在继承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会遇到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