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儒学

隋唐时期，儒学在与释、道相互排斥和融合中获得较大发展，学术成就遍及经学、史学、哲学、美学等诸领域。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隋唐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来，中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到隋唐进入鼎盛时期。不少僧侣受到皇帝的宠信，出入于宫庭。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建立了僧侣世袭制度。净土宗、律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林立。它们会通梵华，吸收道儒，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道教在隋唐时期也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桢、李筌等著名学者。他们继承葛洪道教贵族化、儒学化的思路，同时吸收佛学思想，进一步发展道教理论。隋唐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时有争斗，但亦受二教的影响，成为宋明道学产生的思想先导。

经学 隋唐，尤其是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经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在经籍校勘、训诂、释义等方面都有较大成绩。

《隋书·儒林列传》载有《五经正名》、《五经异义》、《周易讲疏》、《孝经义疏》、《孝经述议》、《论语述议》、《春秋攻昧》、《春秋述议》、《尚书述议》、《毛诗述议》等书目，称其并行于世。王通撰《续六经》6种，已佚。说明隋代在儒家经籍的注释方面曾出现过不少成果。

唐代，孔颖达等奉命编撰《五经正义》，计180卷，兼采郑玄、王弼等人的注笺，在释义方面有不少新见，被定为官书，用于科举。陆德明撰《经典释文》30卷，集汉魏六朝音韵训诂之大成，为后世经学家所推重。该书以著述早晚序次群经，“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经典释文·序录》)，所采音切230余家，开列所有参考书目。又以不同墨色分别经注，经注兼释，摘字为音。在训诂的同时保留和考证了不少古字。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8卷，论诸经训诂音释和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旁征博引，考察精审，对当时学者解经的许多谬误进行匡正。为考辨小学的最古之书之一，在训诂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另外注经讲经者难计其数，反映出唐代经学的一时之盛。

史学 隋唐史学从总体上说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取得了重要成就。唐代设有史馆，编撰《晋书》、《隋书》等前代史，同时修撰本朝日历、起居注和实录。史评、类书、政书出现，地图、杂史、笔记、碑志等增多。唐代刘知幾撰《史通》20卷，系中国史学评论方面最重要的专著之一。他以儒家所倡导的正直人格品性为基础，同时批评先儒在修史方面的一些错误，提出一套史学理论。他认为史有三长，即“史才”，指史家的才干；“史学”，指史家的知识；“史识”，指史家的历史见解。三长之间相互统一，以史才为核心。倡导实录直书，即根据历史事实不加隐讳地撰写历史。与此相对的是“曲笔”，指迎合权势者的需要歪曲史实。“曲笔”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仅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害怕遗臭万年，即使功臣明君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过失标之青史，故残害良史之事时有发生。一些史家贪图眼前利益，谄媚以偷荣，致使“曲笔”成风，惑乱后世。刘知幾坚决反对“曲笔”，倡导史家向董孤、司马迁等古代良史学习，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不避强御，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虽身家性命难全，也要保持史家的良心，以遗芳后世。这种把修史与修德结合起来的主张，高扬历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精神，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唐代杜佑所撰的《通典》200卷，是中国第一部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对每种制度，都能考察其渊源，内容丰富而有条理。作者坚持历史发展观，反对固守古法。继承荀子等先儒以农为本的主张，认为教化之本在于足衣食，《通典》九门首列“食货”，“食货”又以“田制”为先，高度重视经济及其制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是中国重要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分门别类编辑贞观年间(627～649)君臣问答、大臣的诤议、奏疏以及一些政治上的重大措施，内容涉及崇尚儒术、治国方略、道德修养诸多方面。除此之外，唐代重要的历史学著作还有《大唐创业起居注》、《顺宗实录》、《唐六典》、《元和郡县志》等，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唐代史学的重要成绩。

哲学 隋唐儒家哲学(包括伦理学等)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主要贡献和特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①在三教融合的基础上恢复儒学的崇高地位。隋代儒学与佛教、道教相比，总体上呈衰退趋势。为了恢复儒学的崇高地位，一些儒家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隋书·儒林列传》列14人，就其贡献而论，应以未入传的王通为主要代表。王通明确提出“三教可一”的命题，认为儒、道、释能够相互融通。但他未把三教平等看待，而是力侣儒学。他认为，佛教乃“西方之教”，不适合中国国情，如同“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中说·周公篇》)一样。道教不修仁义，不立孝悌，妄言长生，是贪得无厌的表现。而周孔之道则是神圣之道。“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中说·王道篇》)“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同上)王通以为，孔子之后，周孔之道无人发扬光大，而他则肩负着这一神圣使命，“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中说·天地篇》)，表达了复兴儒学的强烈愿望。

②力排佛教，建立儒家的传道系统。唐代，在佛教兴盛的同时，反佛的思潮也此起彼伏。从唐初傅奕起，世不乏人，以韩愈为主要代表。韩愈为了排佛，模仿佛教的传法系统，提出了一个儒家的传道系统，依次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孟子之后，其道不传。韩愈以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身分自居，进一步阐释了儒家哲学的一系列主张。他所说的儒家所传之道含天道、地道、人道于一体，具体就是仁义礼乐等纲常名教，以此与去仁去义的佛老之道相区别。

③重新研究义理、心性之学，开启宋明道学的先声。隋代王通明确提出“穷理”、“尽性”、“正心”的概念。“穷理”即彻底把握儒家所倡导的人伦纲常，“尽性”即充分发挥人类的天赋善端，“正心”即通过端正自己的思想来化人和自化。三者虽名异而实同，都是道德修养的标的和途径。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学说，把与生俱来的先验人性分为三个品级(见性三品)。上品之性纯善，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中品之性可善可恶，五种道德有所欠缺；下品之性，纯恶无善，五种道德均不具备。与性相同，作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的“情”也分三个品级。上品之情动而合乎中道，中品之情有所过亦有所不及，下品之情均是过与不及。李翱明确提出性善情恶说，认为性是圣人所以为圣人的根据，情是实现性的障碍。性像水之清、火之光，情像水之浊、火之烟。但这不是说圣人无情；圣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虽有情，未尝有情；也不是说凡人无性，凡人有性但无觉，无觉则惑，惑则昏。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正是李翱“复性说”的核心所在。工通、韩愈、李翱等人关于理、心、性、情的思想对宋明道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发扬荀学。唐代儒家哲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继承和发扬了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其主要代表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立足于儒学，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家之学，认为老子、释氏均有与孔子相合之处。以元气为宇宙的本体，认为世界万物产生于元气自动。提出天人不相预的学说，认为天人各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围，反对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的治乱，又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刘禹锡也把宇宙的本体归结为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产生天地雨露雷风等万事万物。所谓“空”、“无”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一种极细微的物质。所谓“无形”是无常形，必因物而后见。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天人感应和天人相分“二道”，柳宗元虽言天人不相预，但未尽天人之际。刘禹锡力图辩证地阐释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学说。天人交相胜是以承认天人各有所能为前提的，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天之所能是生养万物，人之所能是治理万物，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不可相互代替。天人交相胜就是天能胜人，人能胜天。自然界存在着客观的“数”和“势”，违背了“数”和“势”，人类就会受到惩罚。但人类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界的规律，通过组织社会、建立法制而战胜自然，从而把荀子的天人关系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除此之外，隋唐儒家哲学在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也有贡献。

美学 隋唐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倾向之一是儒家美学思想的复兴。

中国美学萌芽于商周，产生于春秋。先秦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发端。汉魏以后，文艺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流。魏晋六朝，由于社会环境和受道、释思潮的影响，儒家注重现实，强调文艺教化作用和认知作用的传统美学观念遭到强大冲击。隋唐时期，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继承《文心雕龙》、《宗经》、《征圣》以及《颜氏家训·文章》的思路，掀起了复兴儒家文学和美学的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

古文运动是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所倡导的文体改革运动。他们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体式，认为它有碍于思想内容的表达，而汉代以前的散文体式，不受固定格式的限制，抒写自由，便于言情表志。实际上，文体革新仅仅是古文运动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载道、传道，贯彻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韩、柳也不仅仅是这次运动的旗手，他们以自己的文学实践而成为古文大家。(见儒学与古文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唐代白居易所倡导，以元稹、张籍、王建等人为中坚的诗歌改革运动。主张诗歌应该有感而发，为现实服务，反对吟花弄月的无病呻吟。他们所说的“新乐府”就是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以区别于新题与时事不能兼顾的旧乐府，它不以是否入乐为标的。白居易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文学实践当中，写下了《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不朽诗篇，使他成为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诗人。(见儒学与新乐府运动)

与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紧密相联，唐代的文艺美学也呈现出向儒家传统美学复归的理论倾向。张怀瓘著《书断》、《书议》、《文字论》等，以意象为中心，对书体的种类、特征进行了探讨。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如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源流》)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伦理美学和政治美学的特色。在诗歌美学领域，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对儒家的“诗言志”说进行阐释，认为外物感动人心，产生情感，即所谓“志”，“志”发而为“诗”，揭示了诗歌与情感、外物的内在联系。白居易不仅是大诗人，也是唐代最重要的诗歌美学家。他的《与元九书》系统阐发了一系列儒家诗歌美学思想，其核心论题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香山集》卷二十八》)，认为诗歌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等社会作用，诗歌创作应当面向现实生活，为政治服务，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白居易还把为时为事作为诗歌评价的标准，否定了六朝以来远离现实的诗风。认为屈原只得“风人之什二三”，李白之作“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为时事而作的作品，“亦不过三四十首”(同上)。白居易的诗歌美学是儒家美学在唐代的典型代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一篇：《周易正义序》 下一篇：孔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