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

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9)时期的儒学。宋代儒学承继并完成了自中唐韩愈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当代学者称宋代儒学为新儒学。

宋王朝是由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而建立的。鉴于唐安史之乱和后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以及自身夺权的经验，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防范王权旁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中央集权制的强化是宋王朝政治的主要特点。

由于宋王朝是通过兵变、在不触动豪强利益的情况下完成政权转移的，因而宋王朝继承了五代时期土地已高度集中的现实。以前各王朝开国之初都曾实行的均田制，宋则无法实施。土地进一步私有化，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能像前代那样从国家手中分得一份土地，从而导致了“租佃制”的产生。“均田制”的废弃和“租佃制”的产生是宋代经济的主要特点。

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结束了唐中叶以来的政治混乱局面，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租佃制的确立，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一定刺激作用，同时“府兵制”为“募兵制”代替，使农民得以专心务农。因而宋代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租佃制的确立使地主获得了远远超出其本身消费的农产品，从而使宋代商品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文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宋王朝也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付出沉重的代价：①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宋多以文人代替飞扬跋扈的武人为将帅，将帅多不知兵；为了防止将帅与士兵结合，宋实行更戍法，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为防止将帅擅权，朝廷派宦官做监军，对将帅加以钳制。这些措施极大地削弱了宋的军事力量，使宋王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孱弱的一个王朝；北宋始终在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下生存，每年要向它们输纳大量的金银和绢匹，才能维持边境的安宁。南宋王朝更要向金俯首称臣，才得苟延残喘。②为防止大臣擅权和地方大员权柄太重，宋采取分化事权的措施，大量增设机构、官职，造成机构重叠，官僚队伍庞大而效率不高。养活这庞大的官僚队伍，成为宋王朝一个沉重的负担。③作为对开国功臣兵权被剥夺、官僚权力被限制的一种补偿，宋允许他们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并且享有免税权。这样赋税负担全部落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头上。他们不堪重负，或破产，或依附于形势户(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富之家)，从而使向国家纳税的户数急骤减少，国家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所以两宋又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宋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王权加强而国力削弱，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而国家积贫，使思想领域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宋代儒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的。

概况 宋初儒学承袭汉唐注疏之学余绪，儒者“守训诂而不凿”(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这一时期儒学没有什么建树，在儒学史上地位不高。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国家“积贫”、“积弱”局面的改革思潮，并酿成了一次历时很短的改革运动——庆历新政。与这股政治改革思潮相呼应，儒学也突破了“守训诂而不凿”的局面，出现了一股“疑古”风气。一些学者不但不再把孔安国、郑玄等人的注疏视做不可动摇的权威，而且对前人不敢稍加非议的儒家经典也重加审视。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反对注《易》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反对注《春秋》专守左氏、公羊榖梁、杜、何、范诸人之说。欧阳修更进一步怀疑《易》之《系辞》、《文言》非圣人之言。在这股疑古思潮中，刘敞的作用较大，他的《七经小传》一书，对汉魏旧说皆持怀疑批判态度，认为《诗》序尤为可疑。在这疑古之风的冲击下，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日趋衰落。

庆历年间的疑古思潮是对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的否定，为思想家把握和发展儒学根本精神的义理之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在疑古思潮的基础上，一些儒学学者把精力转向了对儒学经典义理的发明，于是义理之学紧接着疑古思潮而兴起。义理之学是围绕着道、德、性、命问题展开的，所以又称“道德性命之学”。宋代的义理之学发端于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赵秉文：《滏水文集·性道教说》)。

义理之学是宋代儒学的主流。宋代儒学的重要派别，如新学、濂学、关学、洛学、蜀学、闽学、婺学、陆氏心学、永嘉和永康功利之学等，都是义理之学。人们所说的宋代儒学也主要指义理之学而言。

宋代义理之学大致可分为非理学学派和理学学派两大部分。新学、蜀学、永嘉和永康功利之学属于前者，濂学、关学、洛学、闽学、婺学、陆氏心学则属于后者。理学又可进一步分为狭义的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

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 宋代儒学流派众多，呈百家争鸣的局面。

新学 新学是宋代儒学中最早出现的义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思想先驱则是李觏。王安石在其早期著作《淮南杂说》、《易解》中已广泛地讨论了道德性命问题，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宋元学案》卷九十八)。“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二)。新学又是一个锐意改革的学派，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即已提出全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方案。王安石执政后，设经义局，以改革精神，重新训释《周礼》、《书》、《诗》，他亲自撰写了《周官新义》。新学即以《三经新义》而得名。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的官学，熙宁变法即是在新学指导下进行的。

濂学 为周敦颐所建立，以其居濂溪而得名。时间大致与王安石建立新学同时。周敦颐受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其《太极图》就来自五代道士的《先天图》。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所阐述的宇宙生成理论，是儒家最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其中太极生阴阳思想，对后来理学的理气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学 为张载所创立，以其讲学关中而得名。张载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另一位儒家学者。张载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是批判了佛老以空无为本体的思想，提出太虚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气的本然状态。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气的具体形态，理则是气化流行的真实性和条理性。在心性问题上，张载首先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心统性情说。张载的气论对后来的罗钦顺、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影响很大，其人性二重化理论和心统性情说对程朱学派的心性学说则产生重大影响。

洛学 洛学的建立稍晚于新学、濂学和关学。其代表人物是程颢、程颐兄弟。因二程为洛阳人，故名。二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隐居河南洛阳附近，设帷讲学，著书立说。二程从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出发，针对荆公新学有化革人心、破坏社会原有政治伦理秩序的危险，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抽象为天理，使其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然后他们又以《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使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政治伦理原则抽象物的天理成为人性。最后通过“存天理灭人欲”以及格物致知，使心达到与性(即天理)，亦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政治伦理原则合而为一。这样人们就能够自觉地按社会政治伦理准则行事，即从容中道。二程提出天理概念，把儒家的本体论、心性论、功夫论贯通一气，基本上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以后理学的发展，大体不出二程所搭设的理论间架，因此二程是理学的真正奠基人。

荆公新学是一种补救因中央集权加强和租佃制出现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端的学说，而二程的学说则是一种维护和使人自觉遵守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学说。因此在弊端丛生的北宋，洛学影响远不及新学。但从根本上说，二程建立的理学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

闽学 洛学四传至朱熹时得到发扬光大。朱熹继承了二程思想，又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等人的思想，建构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由于朱熹讲学活动主要在福建，故称闽学。朱熹的理气观继承了二程的理为万物之本的思想，同时又继承了张载的万物生灭是气之聚散的思想，提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形上之道，气是形下之器；理本气末；理先气后。人物之生禀理以为性，禀气以为形。在心性问题上，他继承了二程性即理观点，同时也继承了张载将人性二重化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思想以及心统性情说，认为性即理，但由于人又禀气而成形质，因此天理之性不能以本然形态呈露，必须透过气质而显现出来。据此朱熹把性之本然称为天地之性，把被气质包裹着的性称为气质之性。性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心的本体。人的主体意识由于受气质的蔽障，不能全然体现天理，亦即不能完全符合社会政治伦理准则，为此就需要进行道德修养，使心理合一。心理合一的具体途径是格物致知。通过格物致知，达到心理合一，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是全然天理，其行为也就莫不合乎社会行为准则。

朱熹的理论创新不多，但善于综合前人思想成果。他把前辈儒家学者的思想成果以及佛、老的某些思想都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其规模之宏伟，论证之细密，都是前所未有的。

心学 与朱熹差不多同时的陆九渊直承孟子的思想，创建了理学中的心学学派。陆九渊也接受了二程的天理观念，但与朱熹不同。朱熹认为，心统性情，而性即理，因此人心万理皆具，但不就是理。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严于心性之辨。他径直认为心即理。陆九渊所谓的心指心的本然状态，亦即“本心”，并非指一般人心。就一般人心而言，由于为欲望所病，不能说就是理。因此，陆九渊并不因为提出心即理而否定道德修养的必要。但由于他设定本心即理，其功夫论与朱熹明显不同。陆九渊认为，道德修养功夫可归结为一点：“先立乎其大”，即自存本心，发明本心。在他看来，本心与理本来为一，因此根本用不着像朱熹主张的那样去格物穷理，待穷尽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之后，才达到心理合一。陆九渊的心学简易、粗疏，难与朱熹思想抗衡。

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因陈亮为永康人而得名。陈亮生活在宋朝半壁江山沦丧、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恢复的时代。他积极主张抗金。这一立场使他对理学家袖手空谈心性、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作风非常不满。他认为这些人是安于君父之仇不知痛痒的风痹之人。他提倡“务实”，义利双修王霸并行。“专言事功”是永康学派的特点。

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洛学的支系，但思想宗旨已与洛学不同，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均为永嘉人，故名。其中叶适成就最高，与同时代的朱熹、陆九渊成鼎足之势。叶适认为，盈宇宙皆物，而道在物中；仁义必须体现于事功，无事功，亦无仁义可言。由此出发他对理学家们颇为赞赏的董仲舒提出的明道正谊不计功利的思想提出批评。叶适反对空谈心性，提倡事功。不但同时代的理学家因空谈心性皆遭到他的批评，“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宋元学案·卷首》)。

婺学 亦称金华学派、吕学，吕祖谦为该学派主要代表。因吕祖谦为婺州金华人，故名。吕在哲学上调合朱陆而偏向陆，同时肯定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主张。婺学的特点是注重史学，开浙东史学先河。

特点 宋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具有不同于先秦、汉唐儒学的特点：①学派众多。和汉唐间儒门冷落情况不同，两宋时期儒学复兴、儒门昌盛，学派林立，名儒辈出。北宋熙宁变法前后，新学、濂学、关学、洛学、蜀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涑水之学、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等学派蜂起，颇有先秦百家争鸣再现之势。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这种形势再度出现：除朱熹的闽学、陆氏心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成三足鼎立外，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亦崛起其间。一个朝代出现如此众多的学派，出现如此众多的对儒学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大儒为历代王朝所仅见。②向先秦儒学原旨复归。汉唐期间儒家广泛地吸收了本土文化中墨、法、道、阴阳各家以及外来佛教的思想，对儒家以外思想的吸收，丰富了儒家的思想，但不可避免地使儒家思想与其他思想混淆不清，例如董仲舒喜谈妖异灾变，扬雄肯定老子关于道、法的论述，都与先秦儒家原旨相违。汉唐时期儒门冷落与此不无关系。唐中叶韩愈揭橥的儒学复兴运动即以提出儒家道统、划清儒家与佛老根本界限为主要内容。宋儒继承并完成了自韩愈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认为，天道、天理即是天地生生之仁，性则是天道、天理降而在人者，而成德作圣的功夫也就是心与天理、天道合而为一。这与先秦孔、孟、《易》、《庸》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就精神实质而言，宋代儒学比汉唐儒学更为精纯。③内容丰富、体系严密。宋代儒学虽与孔、孟、《易》、《庸》根本精神一致，但它融会了汉唐千余年间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等成果，同时在这千余年间，儒学又以官方思想的身份剽掠、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其他学派和外来佛教的思想，并把它们纳入了先秦儒家已基本搭好的理论构架之中，因此就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整、论证之细密而言，宋代儒学又远远超出了先秦儒学。

历史地位 宋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在朱熹的体系中，儒学发展基本上得到完成。

宋代儒学不违孔、孟、《易》、《庸》的原旨，而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论证细密，其理论水平足以与佛、老相抗衡，使汉唐间因大谈妖异灾祥、守训诂不凿从而遭到士大夫鄙薄的儒学得到复兴。宋代儒学的兴起转移了士大夫阶层对佛、老思想的兴趣，使他们之中不少人由笃信佛老回到儒家立场，因此，自宋代起，佛、老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一落千丈。

宋代儒学中的理学把现实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异化为天理，又以天理降而在人为人性，以心与内在于人的天理合而为一为道德修养的功夫，其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按社会政治伦理准则行事。这一思想体系对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极为有利，因此被定为官方哲学。它有利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后期的稳定，但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