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

六经都是我心的注脚。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命题。语出《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又“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认为学问的根本在于发明本心，不是沉溺于章句之学，“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读书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象山先生全集·语录》)。主张从总体上领悟圣贤经籍的内容，不囿于字义上的训释，“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读其可识者，久将自明”(同上)。批评“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同上)。提倡读书当有自己的见解，不可人云亦云，“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陆九渊并不否定阅读经书时借助于先儒的注疏和解释的必要，“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同上)。但是读书通晓字义仅是最初阶段，不可停留于此，应该深入领悟其“意旨所在”，“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同上)。陆九渊认为古代圣贤的各自成就是不同的，他们阐述的道理也各有偏重不同的方面。后代的圣贤往往补充和发展前代圣贤的思想内容，“自古圣贤，发明此理，不必尽同。如箕子所言，有皋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无穷如此”(同上)。正因为理之“发明”是“无穷”的，所以陆九渊自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这也正是“六经皆我注脚”的一个证明。陆九渊认为在引用儒家经籍的语言时应该与自己心中之理相合，“其引用经语，乃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则不为侮圣言矣”。而那种“终日簸弄经语以自传益，真所谓侮圣言者矣”(《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与曾宅之》)。指出那些“终日簸弄经语”者未必明白经书中的真谛。例如“《尚书》一部只是说德，而知德者实难”，“《大禹谟》一篇要领，只在克艰两字上”。又认为：“后世论《春秋》者，多如法令，非圣人之旨也。”他尤其攻讦那些以六经作为“科举”之文的弊害，“今天下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书》)。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最后仍落实在发明本心上。他说：“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理会得这个明白，然后可谓之学问，故孟子云，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象山先生全集·语录》)学问的根本就是“存心”，“求放心”，六经注我则为求“本心”之理“自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