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外无理

明代王守仁关于心理关系的重要命题。语出《传习录》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指人的意识，理指儒家道德规范等。守仁的心外无理，主要是针对程朱的理在天地万物的思想而提出的。程朱认为，宇宙间有一个至高的永恒的太极之理，其内容即仁义礼智。太极普遍地落在万事万物之中，构成它们的本性，既是它们的必然而不容已的规律，又是它们当然而不可易的标准。人的性就是这个太极之全体，但它还不是人的现实的意识。人要想认识它，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就要做格物致知的功夫。程朱还认为，人心虽灵而有知(对仁义礼智之知)，但是这知开始是很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推广已有的知，即做致知的功夫。不过致知依赖于格物，只有借助于格物，就一件件的事物而穷其固有之理，才能使人心中的知扩大推广。王守仁认为，所谓理不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只是人自己的当然而不可易的道德标准。它只在人心不在外物，如孝亲之理不在亲的身上，忠君之理不在君身上，只在人心之中，是人心的孝亲与忠君之心。有孝亲忠君之心，即有孝亲忠君之理；没有孝亲忠君之心，就没有孝亲忠君之理。因此，理不在心外。人要求理，只应在内心求，不必格外物。他在贵州龙场大悟之后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体会，就是认识到“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正德三年)。他把理亦即人的道德观念看成是先验的东西，这是不对的；但是他把自然规律和价值规范区分开来则是对的，这就避免了朱熹将二者混为一谈的错误。

明代哲学家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随处”既包括心也包括物，这里显露出程朱的影响。王守仁虽然在基本方向上与若水是一致的，但对于他的这个命题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样说就意味着心是不够的，因而要向外寻求心性之理。

心外无理受到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如罗钦顺、王夫之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坚持这个观点与心即理的观点一样，否定了人的道德规范的客观性，以为道理全是人的主观安排，最终落入禅学“即心是佛”、“明心见性”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