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 1644年至1911年的儒家学说。1840年至1911年的儒家学说也可归入近代儒家学说。本条目撰写的内容主要为1644年至1840年的儒家学说。在这近200年间，儒学大体经历了清初、乾嘉、道咸3个阶段。由虚至实，由性理之学转向考据之学(见训诂考据之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学的主要特点。

社会历史背景 中国后期封建文化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理学。历经宋元明三朝，作为理学两大主流派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建立起庞大体系，分别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了封建政治、伦理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或“心”。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微，理学在明代日渐陷入空疏和僵滞的绝境，殆至晚明，呈现一派腐朽气象：天下士子苦心经营的科举经义都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贴试更为极端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所桎梏，广大士人将一生精力消磨于八股时文之中。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勃兴，虽对当时一味模仿、因循保守的萎靡士习有某种补弊救衰的作用，但心学的传衍，导致了儒学禅化，其末流更滋长了空谈心性、游谈无根的颓风。名士清流，近似狂禅，“以无端之空虚禅悦，自悦于心，以浮夸之笔墨文章，快然于口”(《明语林》卷七)。而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宦则一味空谈“存理灭欲”的滥调，极少关注社会实际问题。这一切都表明，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无力拯救封建末世的文化颓势。明朝灭亡后，一批士子痛定思痛，纷纷起来总结明亡教训，同声抨击八股之害和性理之学的空疏。以匡时济世、通经致用为圭臬的清代儒学应运而起。

清初儒学的实学走向 明末清初，儒林士子学风发生由“虚”至“实”的转变。一批有识之士鉴于明代学术空疏误国的教训，对主张居敬主静、明心见性的宋明性理之学深恶痛绝，转而提倡匡时济世、经世致用的实学。其代表人物是儒学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主张会通中西学术的徐光启、方以智和倡导习行之学的颜元等人。

清初实学的倡导者力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晚明颓习，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弃独断事质测，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的实际领域，于天文、地理、九经、诸史、河漕、兵工、山岳、风俗、吏治、财赋、典章、制度、文化，莫不精究。如实学开创者之一的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潘耒：《日知录》序)。在治学方法上，“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正是这种治学精神的结晶。黄宗羲将其师刘宗周批判综合程朱陆王的学术立场加以弘扬，不再囿于门户之见，以客观平实的态度研究宋元儒学和明代儒学史，平章学术，考证源流，在宋明儒学研究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对清代浙东学术，特别是浙东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对专制君权的批判，对君臣共治天下、“公其非是于学校”、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政治原则的阐述，实开近代民主政治思想之先声。“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的哲学大师王夫之，有鉴于明代学术蛊坏，世道偏颇，强调将理性思辨与经验见闻相结合，以求“思学兼致之实功”(《搔首问》)。他的学术贡献，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辨见长，而且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状》)。此外，在清初儒学由虚入实的过程中，方以智等受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带来的自然科学影响，在学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有了新的进步。他们不再囿于唯经为上的传统学术价值取向，开始转向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再满足于天地阴阳大而无当的定性议论，开始将定量分析初步引入自然科学研究，并努力探索将“通几”之学(哲学)与“质测”之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如方以智)，在哲学和天文、历法、几何、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中均取得相当成就。学术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传统儒学走向近代新学的最初征兆。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对宋明理学空谈误国之害批判得最为激烈。他反对“静”的功夫，提倡“动”的生活；反对空谈，提倡习行；反对存理灭欲，提倡“正德利用厚生”。其实习精神对于打破宋明理学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早期儒学的经世传统，诚有一新耳目之功。

乾嘉汉学复兴 经学是清代儒学的主干。而尚汉抑宋则是乾嘉之际儒家学术的根本旨趣。这种风气实由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及稍后的阎若璩、毛奇龄等开之。由于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学，顾炎武率先举起“舍经学无理学”的旗帜，复兴古文经学，并致力于音韵训诂的研究。其《音学五书》为乾嘉音韵训诂之学奠定基础，而“博学而精识，理到而辞达”(《日知录集释序》)的《日知录》则开清代考据学之始。黄宗羲提倡经、史结合，认为治学必先穷经，学不宗经，即为迂儒之学。而学经必同时学史，打通经史畛域。他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成为胡渭《易图明辨》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理论前导。其经史互为表里的思想直接影响到其弟子万斯大。万氏主张欲精一经，必通群经；不研究传注，不能通经。此种治经方法对乾嘉学派影响甚大。

不过，清初学者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虽力辟宋学空疏，却又与宋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遂将他们的经学特色归结为汉宋兼宗。而阎若璩、毛奇龄乃是由清初经学走向乾嘉之学的关键人物。阎著《尚书古文疏证》旁证博引，彻底解决了东晋梅颐伪造《古文尚书》的千年疑案。这不仅为乾嘉考据之学拓展了道路，而且抽掉了宋学借以立说的主要经学依据。清初经学界，毛奇龄对宋儒批评最为激烈。他在《四书改错》中反对宋学，痛诋朱熹；所著《仲氏易》更力驳宋儒《易》学之谬。

乾嘉之际，学风大变。百余年间形成“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汉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此分析甚精。《清经解》所收157家，大多为乾隆、嘉庆年间人，故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内又分吴派与皖派。

惠栋是吴派的开创者，著述颇丰。其《周易述》专言汉《易》，以荀爽、虞翻为主，参证郑玄、宋咸、干宝诸家，融会其义，自为证疏。其《古文尚书考》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相契合。其《春秋左传补注》，援引旧训，补杜注之不足。所著《九经古义》，收集旧文，相为参证，释经传之疑难，颇多新见。但由于惠氏爱博嗜奇，又往往曲徇古文，失于拘执。吴派的其他人物有孙星衍、王鸣盛、洪亮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而尊闻，罕及义理，信古尊汉，述而不作。

皖派的特点是通人情，致实用，断制谨严，条理绵密。研究范围也较吴派为广大。其经学宗旨为：欲明经义，必先考订文字，训古音义。“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其学派奠基人是戴震。戴氏精通古音韵及名物训诂。从音韵训诂入手，直探儒家经典义理，为皖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从文字考证、音义训诂入手，以客观的态度、精密的方法重新诠释了孟子学说，一扫宋儒迁论曲说，成为乾嘉学派的重要著作。

皖派的其他重要人物有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孙诒让等人。念孙精于音韵，长于训诂，撰《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突破文字形体的束缚，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强调以音韵通训诂的重要性，发前人所未发；在解经释义方面，既不泥古，也不薄今，但求其是，表现出平实的风格。其子王引之继承父学，且能发而广之；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在经学史上也占有很高地位。段玉裁师事戴震，精通小学；所著《说文解字注》，成就辉煌，影响巨大，被誉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在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都有卓越的创见。

晚清今文经学 18世纪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术，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其精密、严谨的治经方法，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在专制政治和文字狱的威压下，这百余年间的思想文化界在总体上是沉闷的。乾嘉儒学与清初儒学相比较，有明显的由“经世”向“逃世”的退化趋向。他们卓越的纯学术研究缺少了清初儒学那种匡时济世的胸心。嘉庆、道光之际，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深，清王朝陷入总体危机，一些敏感士子在“海警飙忽，军问沓至”的刺激下，再度把视野由故纸堆中转向矛盾丛生的现实世界。以今文经学为依托的社会批判思想应时而起，成为此期儒学的主潮。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及嘉道年间地主阶级改革派魏源、龚自珍是其杰出代表。

常州学派的兴起是对乾嘉汉学的反动。这一学派以汉代今文经学为家法和理论来源，以《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为经学依据，其基本特色是借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借公羊学“张三统”、“通三世”、“受命改制”等等说法来做自己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庄存与，常州人，他通六经，长《春秋》；所著《春秋正辞》，抛开名物训诂，而专言“微言大义”，成为常州学派的奠基之作。刘逢禄著《春秋公羊传何休释例》，宋翔凤著《拟汉博士答刘歆书》，进一步发挥庄的今文学，力辟古文经学，使今文经学在晚清文化界得以勃兴。

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将今文经学三世进化的历史哲学与社会批判思想相结合，借公羊学讥切时政，抨击专制，为变法更制大造舆论。面对风雨飘摇的封建衰世，龚自珍呼吁：“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全集》)为打破“万马齐暗”的僵滞之局，龚氏倡言“尊任”，要大家以天下为己任；重言“尊史”，观天下之变而后知法无不改；寓言“三捕”，斩尽人间妖魔鬼蜮；甚至危言“尊隐”，借“山中之民”暗喻农民起义即将来临。今文经学成为他倡言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于有功焉”(《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魏源其学于汉宋无不窥，而视公羊学为最高境界。他从公羊学出发，认为世分三等，即治世、乱世、衰世，并以衰世来影射他所处的时代。著《书古微》，“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书古微序》)。作《诗古微》，“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诗古微序》)。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对于晚清人士摆脱汉学樊篱走向经世新学极有影响。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之，或光大之。所以梁启超说：“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龚自珍、魏源以今文经学为依据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成为传统儒学经世思想走向近代新学的桥梁。尔后，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学者廖平、康有为、谭嗣同等，借今文以变法，托古圣以改制。其思想路数是龚、魏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清代理学余风 汉学为清代儒学的主干，而宋学也并未截然中断。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清初理学家陆世仪、陆陇其等。他们仍固守着朱子学居敬穷理，随事精察，存理灭欲等危微精一之道，力辟阳明心学之祸。王学的代表为孙奇逢、李颙。孙学宗陆王，但又主张调和程朱，晚年有转向程朱的倾向。李颙讲学关中，以心学为主干，兼采朱子之说。主张以“明道存心”为体，以“经世宰物”为用。清末曾国藩，学宗朱王，认为“诚”为万物之本，学问之道以“复性”为目的，以“格物诚意”为功夫。曾氏之学实为清代理学的殿军。清代理学，虽在个别支节上对宋明理学有所损益，但从总体上不出朱子、阳明范围，不过宋明理学之流风余韵而已。清代理学家诸人，在学问上既无清初经世实学的博大，又无乾嘉汉学的精察，也无嘉道今文经学的新颖。因此，理学乃清代儒学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