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清初顾炎武著。32卷。始撰于康熙初，九年(1670)先以初刻8卷刊行。迄于二十一年故世，著者晚年精力尽在此书结撰之中。后经其弟子潘耒整理，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付刻。全书以经术、治道、博闻为类，荟萃著者毕生治学心得，凡列读书札记1000余条，历时20余年始成。大致前7卷论经义，八至十二卷论政事，十三至十五卷论风俗、礼制，十六至二十一卷论科举、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著者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日积月累，勤学不辍，书成，取子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之意，故以《日知录》题名。顾炎武何以要萃平生心力以结撰《日知录》?他就此解释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亭林文集·与杨雪臣》)这就是说，《日知录》旨在为代清而起的“后王”说法。他又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可见这是一部试图经世致用的著述。潘耒将该书整理刊行时，于此阐释道：“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辩，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遂初堂集·日知录序》)乾隆间，清廷修《四库全书》，评价该书为：“网罗四部，熔铸群言”，“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但汉学家仅识其考据精详，却无视经邦济世的撰述宗旨，因而对潘耒之见多加贬抑。光绪间，朱一新反唇相讥，评《四库全书》之说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无邪堂答问》)。

在整个清代，《日知录》皆深得学术界重视，触类引申，补阙正误，数以百十家计。道光间，黄汝成集诸家释文于一堂，纂为《日知录集释》。自《集释》出，治《日知录》几成专学。迄于清末民国初，继黄氏而起者，有李遇孙的《日知录续补正》、丁晏的《日知录校正》、俞樾的《日知录小笺》、黄侃的《日知录校记》和潘承弼的《日知录补校》并附《日知录版本考略》。1984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合黄氏《集释》及诸家校补，并取《日知录》初刻八卷和乾隆间《日知录之余》刻本，荟萃成编，题为《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刊行，最便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