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介绍】：
清代训诂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现属屯溪市)人。戴震自幼聪慧，小时读书，即能独立思考。提出疑问，竟使塾师难以回答。十六七岁时，在学问上便打下了深厚基础，于《十三经》古注，皆能熟举其辞。20岁从学于江永，受益良多。27岁补县学生员，成为秀才。33岁以前，已写成著作多种。33岁入都，由于钱大昕、王安国等名人的关系，先后与馆阁通人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名士定交，一时名气大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40岁中举。会试屡不第。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举人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核定历算、地理等书。乾隆四十年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受翰林院庶吉士，仍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在馆5年，以积劳终。戴震擅长考据、训诂、音韵，为清代考据学大师，对语言学、经学、哲学等均有重大贡献。一生著作颇富，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多方面内容。戴震殁后，曲阜孔继涵将其著作搜集统编为《戴氏遗书》，收入《微波榭丛书》。1792年，段玉裁编定《戴东原集》刊行于世，对《遗书》刊落者，有所增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有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1956年)、中华书局的《孟子字义疏证》(1982年，包括《绪言》、《原善》、《孟子私淑录》、《答彭进士允初书》、《中庸补注》)和《戴震文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戴震集》(1980年)。
朴学成就 戴震为清代朴学大师，他认为不懂训诂、名物、制度、算法、天文、地理，则无法通经(见由训诂而明义理)。他说：“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为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戴东原文集·尔雅注疏笺补序》)他在朴学方面的成就，可分以下几点论述。
文字声韵和训诂 戴震认为字书韵书中有很多谬误，决不可盲从。他明确指出，像《说文解字》、《尔雅》等书，皆不可据。他认为：“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戴东原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他曾作《转语》20章，以明声同义通之理，创造了“同位”(喉、牙、舌、齿、唇)相转，为正转；“位同”(发、送、收)相转为变转的理论。在古韵研究上，他发现了比较完善的非入声韵与入声韵“音声相配”的系统和规律。他在前人研究古韵分部的基础上，分“祭”、“泰”、“夬”、“废”及“月”、“曷”、“未”、“黠”、“辖”、“薛”，使彼此相配四声一贯，分古韵为9类25部，使古韵的分部更为精密。
名物和制度 研究文字、声韵、训诂，不能不涉及名物、制度。戴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代表作为《考工记图》。此书对《考工记》本文及郑(玄)注，做了很多纠正，对讹体误字，做了校定。对考工诸器物，皆用图像以示之，使学者一看了然。戴氏此作，超越前人，对后世影响颇大。以后如焦循的《群经宫室图》、张惠言的《仪礼图》，都是受其启发而作。
自然科学成就 戴震对自然科学，也深有研究，造诣精深。尤其对天文、算学、地理研究有很大的成就。
天文算学 在天文算学方面，他著有《原象》4篇、《迎日推策记》1篇、《句股割圜记》3篇、《续天文略》3卷、《策算》1卷。他的古天文考证之作，论断精审，纠正了不少旧著的错误。如他指出东汉以来有关古天文中“璇机玉衡”一说，历来多所误解。其实，《尚书》、《周髀》中的“璇机玉衡”是表示黄道与赤道关系的，与东汉的浑天仪不是一回事。他在四库馆工作期间，还利用《永乐大典》校正《周髀算经》2卷、纂校《九章算术》9卷、《五经算术》5卷、《海岛算经》1卷、《孙子算经》1卷、《张丘建算经》3卷、《夏侯阳算经》3卷，使古代数学典籍得以校订和保存。其贡献不可没灭。
地理 对古代地理戴震也有很大成就。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水经注》一书的校订和整理。戴震用了8～9年的时间校订和整理此书，可见用力之勤。据统计，戴震补其缺漏，凡2182字，删其妄增，凡1448字，正其臆改，凡3715字。戴震的订正本于乾隆三十九年以武英殿聚珍版印行。自此，宋以来旧刻《水经注》，几等于尽废。戴震还修了《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可见，他的地理知识，实不同一般。
哲学成就 戴震既是考据学大师，又是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深湛的考据知识，是他深通六经，创造他的哲学体系的工具；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凭借。他的哲学思想，分以下几点详论。
气一元论 戴震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物质的气。这种物质性的气，就是阴阳、五行，就是道。他说：“《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称……阴阳五行之道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天道》)道的实体，就是物质的阴阳五行，“天地间，百物生生，无非推本阴阳”(《孟子字义疏证·理》)。他明确指出，“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绝非精神性的东西。他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的理一元观点。认为形上形下都是气化流行的形态。形而上是指阴阳未成形质时的原始形态，形而下是指阴阳二气所产生的具体事物。戴震继承和坚持了“理在事中”的观点，批判了“理在事上”的唯心主义。他认为所谓“理”，指的是事物的条理，亦即事物的规律性，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字义疏证·理》)指出理不是脱离事物的所谓形而上者，理存在事物之中，实质上就是事物的规律性，“就事物而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同上)。在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等哲学论争的分界线上，戴震都站在了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一边。
运动发展观 戴震认为，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孟子字义疏证·道》)，“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上)。他把宇宙看成是气化流行的总过程，并把这个运动变化的过程，称之谓“道”，“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读易系辞论性》)。他还以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探讨了运动变化的原因，他猜测到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木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动而输者，立天下之博；静而藏者，立天下之约。博者其生，约者其息……生则有息，息则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原善》上)由于时代和科学的限制，在运动发展观上，戴震同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不能把运动发展的观点，贯穿到底，而最后陷入形而上学。他只承认“道”的运动变化，而不承认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气化生人生物之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别，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性》)。
认识论 在人的认识问题上，戴震提出“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同上)和“有血气则有心知，有心知则学以进于神明”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化产生人的血气，由血气而产生认识能力(见心知资于问学)。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起源论。他认为人的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心则能发现事物的规律(见人之精爽能进于神明)，说：“耳、目、口、鼻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原善》中)他重视调查研究。在解释“格物致知”这一命题时说：“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原善》下)经过观察和分析，才能认识事物之规律，“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理得”(《孟子字义疏证·权》)。戴震还提出了“光照论”。认为“凡血气之属，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钜细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谬也，所不照斯疑谬承之，不谬之谓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远，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远近也，光之及有明暗，故于事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孟子字义疏证·理》)以光的大小、明暗比喻人的复杂的认识问题，是一种直观的反映论，很难正确地说明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欲统一论 戴震思想中，最精采、最带有近代启蒙意义的，是他的理欲统一论。他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血气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才》)。在这种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提出“理存于欲”的观点，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理》)，“所谓恻隐，所谓仁者，非心知之外别‘如有物藏于心’也。已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孟子字义疏证·性》)。由于每个人都有希望生存，畏惧死亡的本能，所见孺子有落井之危，才会产生同情之心，并非别有一先天的仁爱观念预藏于人心之中。以此类推，孟子的所谓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总括为各种社会伦理观念，也都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形成。他指出宋儒“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为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要人们灭绝自然之情欲，服从空洞之“天理”，是不近情理的。他提倡达人之情，遂人之欲，使情欲得到合理的满足(见达情遂欲)。他指出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私见祸天下，其结果必然成为“忍而残杀之具”。他愤怒地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理》)这种真理的颠倒和歪曲，给卑者、幼者、弱者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和牺牲(见以理杀人)。
地位和影响 戴震不论在考据学史上还是思想史、哲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考据学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朴学。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引起特别巨大的反响。早在1924年，举行了全国性的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活动。他的思想的价值逐渐被学术界加以肯定。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的民主平等思想，他对旧礼教的猛烈批判，使他成为中国18世纪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