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章学诚)

清代章学诚撰写的史学论文。为《文史通义》内篇二之第一篇。道光十二年(1832)于开封刊印，正式公之于世。

《原道》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释道。“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每个社会阶段的出现，是“势使然”而“不得不然”。认为从“三人居室”到“部别班分”，从“作君作师”到各种礼法制度的出现，绝不是“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由此，他反对英雄史观，指出无论帝王将相、圣贤豪杰，都不能以主观意志创造历史。“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故周公之伟大，在于时会使然，使之能集古代典制之大成，并行其道。孔子之圣，在于他“尽其道以明其教”。

中篇论述道器关系。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据此，否定宋学离事言理，以六经为载道之书的错误思想。他说：“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不知《六经》皆器也。”指出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道”。孔子删定六经，目的在于取先王典章，借此存道，垂训后世，绝“不敢舍器而言道也”。因此，人事之外，别无所谓“道”，“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下篇进一步论述道与六经之关系。提出：“文章之用，或已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已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对汉学家们终日“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考证补订，予以无情抨击，指出，如“溺于文辞之末，则害道已”。应“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至于如何研究六经，怎样从六经中求道，章学诚提出应从六经具体事实中去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能泥古不化，硬搬其中成法，必须联系现实生活，特别是联系当前的国家典章制度加以研究，方能求到真正的“道”。当然学六经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故“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是最好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