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

六部典籍非“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是史学著作。六经，指《诗》、《书》、《礼》、《乐》、《周易》、《春秋》。清代章学诚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之一。关于经、史性质有别的争论，宋代已开始。宋苏洵认为，“经文简约，以道法胜；文史详尽，以事辞胜”，经、史自古有别，然明代王守仁、王世贞、李赞及清浙东学派前辈潘南山均以为经、史无异。李贽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中已提出“六经皆史”命题。章学诚针对时弊，重新提出这一命题，并真正赋予“六经皆史”以充实内容和系统理论。

主要论点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内篇一《易教》)认为后世文字源于《六艺》，而“《六艺》非孔氏之书”，“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内篇一《经解》)。“《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内篇五《史释》)。同时提出古代并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他以为三代学术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六经只是孔子对先王之“旧典”加以整理而已。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强调经之本意，并非尊称，“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内篇一《经解》)，揭示了六经的渊源与称经的来历。章学诚还以《易》为例，阐明六经为史而非经。认为《易》以天道切于人事。《易》因时而制，致用纠偏，非因循不变，万古恒常。由《易》推之其他，如《诗》、《书》、《礼》、《乐》、《春秋》，也都如此。章进一步指出，不仅周公之旧典，无一非史，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对于章学诚所指“史”，学界存在不同理解，周予同、汤志钧认为，此史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同我们理解为‘史料’的史，自有区别”(《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仓修良著《章学诚〈文史通义〉》则指出：“章氏‘六经皆史’是针对着空谈性命的宋学和专务考索的汉学两种不良学风提出的。因此，‘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史’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又具有‘经世致用’的‘史’的内容，以此反对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不正之风。”尽管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凡涉著作之林”，皆与史学有关，决不是经，所以说“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外篇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本人也明确说过，其所说史学与唐宋以来的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但他把史学范围扩大了，因之被后世崇奉的六经，也只是史。

意义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提出，在当时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较深刻地阐明了六经的真相，推倒了六经的偶像，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而且章以此作为其“经世”理论的支架，也为包括王守仁在内的涉及此意的前辈史学家所不及。同时，它对矫正宋学的空谈、汉学的烦琐考据、开学术之新风起了一定的作用，表现了章治学的求实、重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