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近代郑观应的著作。名取《论语》中“邦有道，危言危行”之意。辑录其1880年《易言》一书刊行后至1893年的文章，共5卷。正文57篇，附录19篇，于1893年刊行。书首《道器》1篇，为全书总论，反映作者的哲学观点。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诸论，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宣传变法、传播新知识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其后郑曾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未言者尽言之”。经郑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1894)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的14卷本、光绪二十六年的8卷本，篇数及篇名亦有变动。辛亥革命后，郑又另编《盛世危言后编》。此外，尚有坊间自行翻刻的，版本繁多，卷数、编排均有差异。该书正文之后，有附录若干篇，保存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今收入《郑观应集》。

该书主要论点：①哲学上，认为“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为太极”，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强调“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道本气末”，“器可变，道不可变”，表现了思想的保守性，根本观点未脱出理学唯心主义的束缚。但此道器观包含了不少新的东西。郑观应以道器、本末、主辅来区分、评述中学与西学。认为道器应是统一的，虚中有实才是道，实中有虚才成器。而中学、西学各有所偏。“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我堕于虚，彼征诸实”。肯定西人偏于器，却养成“征诸实”的学风，发展出各种科学；我堕于虚，则“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同时，也指出本末是相对的，从“中道西器”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但西学自身也有其本末，是“体用兼备”。“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此其体；“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若“遗其体，而求其用”，则“事多扞格，难臻富强”。因此，反对偏执，主张会通“古今”、“中西”，真正了解西学。②社会政治观上，提出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实行资产阶级的议院制。认为议院制可使朝野上下同心同德，国家强盛；可使上下之情通了，为政措施得宜，国家致富；还可根本整治清朝腐败的吏治。强调议院制是使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③对外政策上，主张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治外法权、内河航行权等，维持国体，挽回利权。提出加强边防、海防，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以“兵战”和“商战”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日益紧迫的武力侵略及经济掠夺，表达了强烈的爱国责任心。④经济上，反对农为本，商为末。指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呼吁清统治者重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的错误政策。提出了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亲近商民，设立商部，综理商务，国内撤除厘金，畅通商路，对进口洋货加重税征和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发展我国民族工商业等多项具体建议。⑤教育上，将办好教育，培养人材，视为关系国家兴亡之大事，与设议院同为国家富强之本。抨击科举制度有两大害：脱离实际，“锢蔽天下之人材”。提出改革科举制，文试废时文，武试废弓矢，将西学列入教学、考试内容。主张中国变通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

《盛世危言》刊行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光绪帝阅后加上朱批，发到总署，加印后分给各省各司，一时人们论及时事洋务，都涉猎该书。对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从该书中得到过思想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