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介绍】：
王国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中国近代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初名国祯，字静安、静庵、伯隅，号观堂、礼堂、永观。浙江海宁人。在哲学、文艺、史学等领域中，研究成果累累，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生平 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具有传统文化的海宁盐官镇。其父王乃誉，早年习儒，爱好金石、书画，后弃儒经商，又关心时政，幕游溧阳，此对王国维的影响很大。王国维6岁入私塾，16岁为秀才，两次应举试未中，遂慨然弃绝科举，自备“新学”。1898年到上海，为《时务报》司书记校雠。业余就读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其时从田岗佐代治书稿中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1901年春，应罗振玉之邀，前往武昌农务学堂从事农书译述。同年秋，在罗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学习英语和数学，次年夏因病返国。此后在通州师范和苏州师范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课程，课余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不少论文和译著。1906年，再由罗振玉推荐，赴北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兼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其时治学兴趣集中于诗词、戏曲。先后有《人间词话》等问世，并写成《戏曲考源》、《宋元戏曲考》等著作。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从此成了所谓胜朝遗老。尽弃前学，专治经史，并编辑《国学丛刊》。1915年回到上海，应英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编辑《学术丛编》兼苍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1921年应邀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并汇编《观堂集林》。1923年充当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整理大内图书。1925年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五十有一。其著作有赵万里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2月初版。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更名《王国维遗书》影印出版。
哲学观 王国维虽未有撰写过完整系统的哲学巨著，但其哲学思想却异常丰富，蕴藏在各种学术论著中。早期，他大量介绍并倾向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赞赏主观唯心主义。他运用西方的观念来阐释中国哲学史上的“性”、“理”、“命”等问题，剖析颇为深邃。他认为：“性”乃超乎吾人的知识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是不可知的，若经验之内论性，则善恶二元论随之而起，是“无益之议论”。“理”并非一独立存在之实体，只是一虚幻的概念。其涵义应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就人的知识的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智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命”亦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人之祸福寿夭皆“命中注定”的命，一种是人之善恶贤不肖如“天命之谓性”的命。因为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故人并无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而且因为“死生有命”的命如同“理”一样，是只存在于观念而不存于直观中的幻影，此幻影支配人生，因此人生就没有什么自由，一切皆是命定的。又认为：时空、因果律、充足理由律等都是“先天中预定之者也”，人性之本质只是欲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源生是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红楼梦评论》)。这表明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的。
儒学研究 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对儒家思想批判多于继承。他认为初期的儒家学派谈不上有哲学：“古之儒家初无所谓哲学也。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无一语及于哲学。”(《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因此，他觉得孔子提倡仁显得缺乏哲学上的依据。又指出，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经学与谶讳迷信盛行，一切以儒家经典为宗，毫无创见。至宋代，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周子之言太极，张子之言太虚，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视为宇宙人生之根本”(同上)。但是，王国维对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批判得极为严厉。他把朱熹的“理”比同希腊斯多葛派的“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类似西方的“上帝”“神”，实是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释理》)。这样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的哲学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着进步的作用。
美学观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进程中，对于美学的贡献为最大，是建立中国美学学科的第一人。他广泛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洛克、休谟、博克的美学理论，并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相结合，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他提出“境界说”，强调“真”和“自然”；又结合中国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提出“古雅说”等。他断定：美和文学艺术是超利害的。他的美学思想属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要求文艺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具有启蒙意义。
史学和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对史学和考古学有巨大贡献。他后期为保存固有文化，专治国学，以表“返经信古”的决心。他推崇乾嘉诸儒，对《三礼》、《说文解字》、《尔雅》等书，深入研究。对甲骨文与“流沙坠简”进行考释，写成《寝庙通考》、《释币》、《简牍检署考》、《流沙坠简序》、《殷墟书契考释序》等多篇论文，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以“二重证据法”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朝世系的可信性，并订正了先王的位次，这对持“西周前无信史”的观点是一有力的反驳。《观堂集林》集中了他这方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