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说儒》

郭沫若撰。为反驳胡适的《说儒》而作，原名《质问胡适》，发表于1936年《中华公论》杂志，先后收入作者的《蒲剑集》、《青铜时代》。针对胡适所谓“儒本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到了孔子才‘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的论断，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驳难和证明：①三年之丧并非殷制。认为三年丧制本是儒家的特征，此丧制并非殷人所旧有，从已出土的《殷虚卜辞》的时代纪录可证，故儒不存在于殷代。②把《尚书·无逸》、《论语·宪问》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解释为行三年之丧而不讲话亦难成立。“谅阴”，乃近代医学所指的“不言症”。③从《周易》的制作时代，可证欲把“需”卦爻辞来讲儒是“牵强得太不近情理”。又指出：既然胡适一面谓“《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另方面又推测说“《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断定“作者是殷人”，故“这个推测和断定，连边际也没有触到”。经举资料论证，结论是：“我的见解，《易》的作者是馯臂子弓。”④论《正考父鼎铭》之不可据。认为《正考父鼎铭》见之于《左传·昭公七年》、《史记·孔子世家》，而实是古文经学家刘歆的伪造。从正考父所作《商颂》亦可见其“格调雄壮、音韻洪朗”，实在不能作为“柔慈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的论据。⑤认为《说儒》另一主要论据是把《商颂·玄鸟篇》解为预言诗，此乃谬见。《玄鸟》并非预言诗。胡适乃标点断句有误，故未读懂此诗。⑥对胡适所言“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的评语，亦不苟同。认为且举几条《卜辞》即可知帝辛的经营东南，规模宏大，功绩卓著，殷人心目中的“武王”是值得纪念的，应做公正的历史评价。⑦论儒的发生与孔子的地位。中国文化导源于殷，殷灭于周。儒本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专号，于孔子前已有，为春秋时代历史产物，西周奴隶制崩溃的成果。儒乃是处于末途的祝宗卜史的贵族转化，不事生产，无拳无勇，故有“柔顺”之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将儒职业化、行帮化，亦同时为知识的普及化努力，无宁是历史趋势所致。《诗》、《书》、《礼》、《乐》、《春秋》乃旧有之物，非孔子所创造，虽然他亦有删改修订之功。若引《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的铭辞为证，足见“尚柔”并不是殷人的传统，也并非狃于奴隶的积习使然。要之，胡适于《说儒》所做论断皆无根据，反而说明其“研究态度正是所谓‘公式主义’，所谓‘观念论’的典型，主张实用主义的胡适，在这里透露了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