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

又称“共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单独犯罪”的对称。共同犯罪概念是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的统一，前者指行为人须在两人以上(含两人)；后者指行为务必是主观上的故意与客观上的共同犯罪行为的统一。对共同犯罪，中国古代已有初步规定。早在战国时李悝撰写的《法经·杂律》就规定：“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继后，中国各代律令均有共同犯罪的规定，特别是在刑律自成体系的《唐律》以来，这方面的规定更加完备。例如唐朝的《名例律》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唐律》还对家人共犯、外人和监临主守的官吏共犯、罪无首从的共犯分别作了规定。此外，对杀人共犯、强盗共犯、窃盗共犯，《唐律》都作了特别规定。宋、明、清刑律本来就以承继《唐律》为主，在共同犯罪规定上更是如此。1912年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引进了西方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法例，在刑法总则中就共同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作了专章规定。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5条对共犯问题作了专条规定，即组织各种反革命团体，实行反对和破坏苏维埃者，处死刑。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单行刑事条例也就共犯问题作了专条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5条规定，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处死刑；其他积极参加者处5年以上徒刑。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次对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各共同犯罪人及其刑事责任等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现行刑法在对其略作修改后，重新就此问题作了系列规定。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系一般犯罪构成的特殊表现形式。其构成要件如下：(1)须是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两人，对单位犯罪来说，可以是两个以上的法人、非法人单位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加一个(以上的)法人、非法人单位共同犯罪。根据刑法的规定，各自然人共犯，务必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2)客观上，各行为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共同的犯罪行为，指各行为人在共同的犯罪意思联络、共同的危害后果追求下，分别实施的教唆行为、组织行为、实行行为或帮助行为等。据此，行为人虽然分工不同，但相对于共同的危害后果而言，它们是一体相连的共同犯罪。为此，所谓共同的犯罪行为，既不简单等同于“相同”的犯罪行为；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凑巧同时同地作案的同时犯。(3)主观上，各共同犯罪人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行为人之间须有共同的犯罪意思联络。这种犯意联络，既是意识因素上的一致，也是意志因素上的统一。即在意识因素上，各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不仅自己而且有其他共同犯罪人在与自己一起实施着共同的犯罪行为；都概括地认识到其行为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但在片面共犯的场合，一般认为，只要教唆犯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帮助犯认识到自己在与他人一起实施着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可，不要求双方知情。在意志因素上，各共同犯罪人都对其行为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态度。一般而言，共同犯罪比单独犯罪的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更大，因而各国刑法差不多都对其作出了更重的处罚规定。中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类为首要分子、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并对主客观为害更大的首要分子、主犯、教唆犯，规定了更重的惩处原则。对共同犯罪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型如下：(1)以法律的规定为划分标准，中国刑法上将共同犯罪分类为一般共同犯罪和有组织的共同犯罪；(2)以行为是否必须以共犯形式构成为标准，分为任意共同犯罪和必要共同犯罪；(3)以行为人有无事先通谋分类，分为事先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先未通谋的共同犯罪；(4)以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方式是简单还是复杂为标准，分为简单共同犯罪和复杂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