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义和团大辞典》第371页（3175字）

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与中国官绅民众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纠纷及冲突事件。

在近代，这类案件往往引起中外交涉，帝国主义常常用以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教案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天主教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时，就曾发生过一些教案。但那时西方教士是和平地进入中国的，他们的传教不带强制性，因而那时的教案，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造成的。

天主教所宣扬的耶稣降生及其救世方法，天主即上帝即耶稣的主张，为中国儒家学者所不易理解和接受；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也不合于中国的封建礼俗；西方教士主张地圆说，宣扬西洋历法的长处，修改中国的传统历法，取消闰月，在一些中国儒者看来，简直是荒谬绝伦的邪说；特别是天主教禁止教徒敬天祭祖祀孔，更是大悖中国旧有文化。因而尽管西方教士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时，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等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却遭到官吏和士绅文人的反对与攻击。

他们把天主教看作同黄巾、白莲等秘密邪教一样，是危害封建统治的大敌，充满了猜疑和忌恨。其反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沈、杨光先等，其反教言论除奏疏外，还有《破邪集》、《辟邪论》、《不得已》等着述。

由于官吏和士绅文人的煽动和带头反教，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教案。着名的如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的南京教案，逮捕西教士和中国信教者20多人下狱；1664年(清康熙三年)的历法大狱案，把曾编成《崇祯历书》并任钦天监监正的教士汤若望等人逮捕下狱，后汤若望虽被释放，但不少华籍信教大员却被冤杀或革职。

明清之际所发生的教案，是中西文化冲突之明证，最后终以教会的礼仪之争违背了中国的礼仪习俗，导致了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逐渐把西方教士驱逐，没收了教会的一切财产，实行禁教达100多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教士又追随着殖民者的炮舰，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强行进入中国传教，因而他们与过去的教士不同，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了同中国人民对立的地位。

所以，中国的官绅和民众，常把他们的一切传教活动，与丧权辱国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种以炮舰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形成的中西文化接触的不正常状态，自然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教士的恶感。而且，这时进入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也丢弃了明清之际一些教士的谦逊作风，表现出“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他们不仅想按照基督教的面貌“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而且越来越放肆地介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他们利用其所取得的特权，凌辱官府，欺压百姓，容纳不法分子入教而加以庇护，粗暴地干涉诉讼。

有些教士甚至直接霸占房地产，变成了仗势欺人的洋地主。因而，传教士首当其冲地成了中国官绅、民众民族仇恨或笼统排外的攻击对象，造成了一系列教案。

各国列强又常常以教案作为借口，利用炮舰政策进行压迫勒索，扩大在华的政治、经济和教会的特权，这更给传教活动涂上了侵略的油彩。当然，基督教文化习俗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巨大差异，也仍然是鸦片战争后人们反教的重要文化背景和心理根源。

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民众传统的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既含有祈祷亡灵赐福的宗教意念，更含有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意念。在这五位一体的信仰崇拜中，以祖先崇拜为基础，它一方面体现了民众对祖辈传承下来的社会经验以及所联系的人缘地缘的尊重，另一方面又是维系家族和社会稳定的伦理规范。孝延伸为忠，家扩大为国。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标榜以孝治天下，把孝放在道德的首位，就是因为以孝为核心的祖先崇拜，能够很自然地通向敬畏神明、崇拜皇权、服从师长的行为准则，并逻辑地与其他伦理法则相沟通。

自孟子提出“五伦”的观念之后，历代的儒家都普遍强调由夫妇、父子到君臣的人伦差序关系。用以保证祖先延续下来的血亲关系。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信仰、道德、习俗年深日久地渗透于社会生活，内化为人们的思维准则和行为方式，确定了中国人个体与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民族群体天然联系的人格特征。

而基督教则极力反对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禁止祭祖尊孔，并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发展女教徒，组成了一种不以血缘为纽带的新的社会集团，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神权、夫权和族权，向中国传统文化共性与心理共性的核心提出了挑战。所以，中国官绅民众的反教宣传品中，自始至终充满了不惜决一死战维护旧伦理的色彩。再加上中国民间广泛流行的自然神崇拜和风水观念等封建迷信，每每把天灾的出现归结为洋人传布邪教触犯神明所造成，更使反教活动愈演愈烈，直至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把反教斗争发展到了顶峰。总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矛盾，是造成近代教案的两大主要原因。正因为此，所以近代参加反教的成员十分广泛，上至封建官员，地主士绅，下至吏役兵丁，城乡广大劳动人民和流氓无产者，都不同程度地卷到反教行列中。

反侵略、保国家与维护旧传统，是贯穿于反教全过程的一贯指导思想。从近代教案发生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到，1844年到1911年所发生的教案，有五个明显的高峰，即1862年、1874年、1884年、1895年、1900年。

这些教案高峰的出现，正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日美侵台、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战争相吻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1844年10月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允许外国教士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

同年12月，道光帝又朱批同意对天主教弛禁，允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附近活动，而传教士则偷偷地开始进入内地传教，随之便有教案发生。不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教士人数不多，且深入内地还属非法，故这期间发生的教案较少。

1856－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破海口，占津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给中国官绅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民族忧患意识加重。而这期间一些封建官绅们还看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很是相似，便认为是基督教坏人心术的结果，或者是外国侵略者和传教士有意挑起来推翻大清王朝的。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和1860年同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允许外国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并答应赔偿以前没收的一切教产，于是西方教士开始大批地涌入内地，中国官绅民众随即掀起第一个反教高潮。以后，帝国主义每发动一次侵华战争，中国官绅民众便掀起一次反教高潮。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加深，中国参加反教的群众越来越广泛，反教规模越来越扩大，斗争越来越激烈。这正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反映。如果以这五次反教高潮为标志，近代教案的发展，很自然地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即1844－1860年；1861－1873年；1874－1883年；1884－1894年；1895－1900年；1901－1911年。

1900年以后反教活动所以出现急剧下降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外国教会势力接受教训改变了他们粗暴野蛮的传教方针，更多地采用了通过办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来传教的政策，注意提高教徒的质量，减少不良分子，并且规定中国教民犯法，不得以奉教名义“希免拘究”，一概听从中国官员审理，并且培养华人教徒担任传教士。在文化上，外国传教士们也把过去的“孔子或耶稣”的信条，改成了“孔子加耶稣”的信条，即由敌视儒教改为尊重儒学，以减少与中国官民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中国支持或参加反教的封建顽固派垮台了，他们妄图恢复闭关自守封建统治的梦想破灭了，这就使反教活动失去了有力的鼓动者和支持者。

因此，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教案日益减少，反教运动趋向低落。这就是近代教案发展的轨迹。由于近代教案中既贯穿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存在着基督教文化习俗与中国封建文化习俗的冲突。从而决定了在长期的反教斗争的主流既有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性，也还存在着愚昧保守和盲目排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