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希望出版社《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第543页（5723字）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形态出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它大大晚于成人文学，也晚于西方各国，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明显特征。

但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作为文学一脉支流的儿童文学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远古时代，就有民间儿童文学在人民口头创作中孕育，没有独立出来的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源头也是相当久远的，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儿童可读的作品还是不少的，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早自先秦时期，晚至清末，历代作家文集中，不但记录大量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神话、传说、故事、童谣，也包含许多文人创作的诗歌、寓言、笔记、小说，都不乏反映儿童生活、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

遗憾的是在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受到陈旧的儿童观的限制，没有人把它们从古代典籍、野史、闲书中分离挑拣出来，编印成书，专为儿童出版读物而已。

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思潮激荡，促使封建主义儿童观解体，儿童文学才被提上日程。

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于1909年问世。这是中国社会对儿童和儿童读物观念发生变化的转折的标志。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儿童文学走上独立品位的开始。新文化运动更新了人们的儿童观，也开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纪元。

当时，提倡儿童文学最力的是周作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受到白桦派文艺思想和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从爱护幼者、卫护弱者的意识出发，关注儿童的命运，大力倡导儿童文学。

鲁迅也在留日期间受到世界进步思潮的熏陶，于1918年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崛起的先导。

在许多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热心倡导下，儿童文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叶圣陶以他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冰心以她的《寄小读者》在儿童文学艺苑中开出一朵奇葩。

其他新文学运动中的作家，大多都为孩子们写了受欢迎的作品。

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新文化运动赋予儿童文学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儿童文学大体上出现两个走向。

一是走向革命，于是有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兴起，创作出一批富于革命激情，充满政治热情，自觉地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天翼。

他的《大林和小林》，以充满幻想色彩的夸张手法，刻画了大林和小林一对孪生兄弟形象，把严峻的现实批判和离奇有趣的幻想和谐地揉合在一起，生动地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赢得了一致的好评。鲁迅则从理论上总结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经验，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是走向童心。他们从儿童中心主义儿童观出发，热情讴歌儿童纯洁的心灵，描绘自然的美。

这在儿童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陈伯吹前期的诗歌就有这种倾向。这一类作品竭力以纯洁、直率的儿童心灵，展现一个真善美的梦幻世界，抒儿童之情，发儿童之感，表现儿童的心灵和生活图景。如沈百英、吕伯攸、王人路、黎锦晖、陈醉云、吴翰云等诗人，都努力钻研，体察儿童的心理和兴趣，写出童心跃然的作品。

但严峻的形势迫使他们放弃童趣的描摹，丢掉童心的抒唱，不得不调转笔锋指向血腥的现实。

这一时期，由于内忧外患频仍，整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现实的情势迫使每一位有良心的作家不得不为此奔走呼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十分艰难的困境。但是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关心下一代的抚育和教养，所以尽管环境恶劣，作家也无法在艺术上作锐意的追求，但为孩子们提供必需的精神食粮，还是不能遗忘。

作品质量虽不能令人满意，创作数量是不少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受小读者欢迎的作品，如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王统照的《小红灯笼》、老舍的《新爱弥耳》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本来集中在上海的中国儿童文学队伍，被迫兵分三路。

一路辗转到大后方，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抗日救亡成了儿童文学的主旋律。

抗战初期，在全民抗战激情振荡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儿童文学，曾出现一番生气蓬勃的景象。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儿童报刊应运而生。

如长沙的《抗战儿童》(1937)、武汉的《少年先锋》(1938)、广州的《少年战线》(1939)、香港的《新儿童》(1941)、昆明的《孩子们》(1942)等，都发了一些出色的作品，如张天翼的《帝国主义的故事》和子冈的《第四个孩子》(《少年先锋》)，许地山的童话《桃金娘》(《新儿童》)，成人文学刊物也发了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桂林的《文艺杂志》连载了张天翼的《金鸭帝国》等。这时，“一切为了抗战”，以抗日救亡、民族自卫为中心的儿童文艺运动全面开展，其中儿童戏剧发展尤为迅速，如《放下你的鞭子》、《小英雄》、《古庙钟声》、《最后一课》、《七夕》等剧作，影响十分广泛，起到了大时代的小战鼓作用。战争给戏剧包括儿童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战争为题材的戏剧又起了鼓舞观众夺取战争胜利的艺术效果。

一路深入到敌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战争给予儿童文学的烙印更明显，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等作品，塑造了战斗生活在敌后的小英雄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像这一类作品中的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新典型，它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年轻的一代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一路坚持在上海“租界”，苏苏主编的《译报·儿童周刊》、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半月刊先后创办，还有少年出版社也是从一个油印刊物《好孩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创办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止，仅两年多时间内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二十五种之多，如贺宜的《野小鬼》、《真实的故事》、《凯旋门》、《隐士的胡须》。苏苏的《安利》、《汉奸的儿子》、《新木偶奇遇记》、《巧巧》。

包蕾的《祖国的女儿》、《雪夜梦》等。其中不少作品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有的还在小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如苏苏的《小癞痢》，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从穷困中成长的小英雄，激起了不少小读者投身抗日斗争，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贺宜、包蕾、金近、严文井等，都是在战争的硝烟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作家。

他们的创作活动，显示了战争使儿童文学发生急剧的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生活，蓬勃向上的气氛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出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批受小读者欢迎的新作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小说描写战争题材的有刘真的《我和小荣》、杨朔的《雪花飘飘》、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郭墟的《杨司令的少先队员》、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描写新中国儿童生活的有肖平的《海滨的孩子》、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蟋蟀》，张有德的《妹妹入学》、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马烽的《韩梅梅》、张天翼的《罗应文的故事》等；童话有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一次开船”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金近的《小鸭子学游泳》、包蕾的《小金鱼拔牙齿》、葛翠琳的《野葡萄》、洪汛涛的《神笔马良》等；诗歌有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袁鹰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柯岩的《小兵的故事》、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散文有冰心的《小桔灯》，郭风的《蒲公英和虹》；剧本有张天翼的《大灰狼》、老舍的《宝船》、任德耀的《马兰花》；科学文艺有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郑文光的《太阳探险记》等。作家们以多彩的笔，描绘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儿童形象，使这些作品发出耀眼的光彩和激励人心的力量。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把所有的优秀作品一一开列出来。

从1966至1976年，这十年是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十年，所有儿童文学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打成“牛鬼蛇神”，所有儿童文学作品都被视作“大毒草”。数千年来的优秀文化被全盘否定了，儿童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同时，“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还提出了荒谬绝伦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当时，在这创作原则“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儿童形象个个成了“高大全”的神童，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闯将”。因此，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数成了“四人帮”阴谋文艺的一部分。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少数有责任感的作家，还是为孩子们创作了一些好作品，如《闪闪的红星》就是一例。

结束了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儿童文学终于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

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为这第二个黄金时代揭开了序幕。

自1978年至今十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它的发展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取得了空前巨大成就，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家队伍空前壮大。全国老中青几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已从1978年的10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成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庞大创作队伍，其中经常发表作品的骨干力量就有1000多人。

儿童文学作家在整个作家队伍中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已达到8%左右。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涌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如夏有志、曹文轩、郑渊洁、陈丹燕、周锐、彭懿、王安忆、程玮、刘健屏、铁凝、沈石溪、乔传藻、常新港、李建树、詹岱尔、丁阿虎、董宏猷、秦文君、梅子涵、葛冰、金逸铭、郭明志、董天柚、朱奎、吴然、高洪波、康复昆、冰波、孙云晓、刘保法、李迪、郑春华、方国荣、王宜振、赵蘅、黄蓓佳、王铨美、谢华等。

二、出版机构和园地的扩展。1978年全国还仅有两家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如今已发展到27家。十多年来已累计出版了各类少年儿童读物四万多种。

发行量近100亿册之多，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儿童文学作品。全国少年儿童报刊从80年代初的5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180多种，每期总共发行6000多万份，其中专门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的约有30家。

三、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普遍提高。

这反映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艺术技巧更具多姿多采。作品题材突破了家庭、学校生活的小圈子，视野更加广阔，题材也就更具丰富多彩。十多年来涌现了一批思想艺术均属上臻、内容形式又给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如诗歌《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神奇的字》、《下巴上的洞洞》、《秋姑姑》、《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童话《浮云》、《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小狗和小房子》、《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老鼠下棋》、《皮皮鲁全传》、《秋千，秋千……》、《勇敢理发店》、《九十九年烦恼和一年快乐》，小说《黑箭》、《三个铜板豆腐》、《大仙的宅邸》、《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第七条猎狗》、《荒漠奇踪》、《来自异国的孩子》，散文《醉麂》、《中国少女》、《雏菊和蒲公英》，科学文艺《飞向人马座》、《小灵通漫游未来》等。

四、儿童文学理论的活跃和进展。十多年来先后开展了“童心论”、儿童文学的特点及功能、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典型形象问题、童话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等讨论，也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展开了各抒己见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丰富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而且培育了一支令人瞩目的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队伍。

这支队伍本来小得可怜，从70年代的少数几个人，发展到今天约有200人左右。儿童文学理论着作的出版，虽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出书很困难，但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十多年来共出版了儿童文学理论、评论着作和资料共150多种，其中不乏具有学术价值的着作，如《儿童文学概论》、《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童话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童话艺术空间论》、《世界童话史》、《儿童文学辞典》、《寓言学概论》、《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等。

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总之，由于儿童观的进步，中国儿童文学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在前进，成就是明显的，但是问题仍不少。

一、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思想的影响，把儿童文学也当作商品，讲求经济效益，因此形成了“出书难、买书也难”的复杂状况，使得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儿童文学第二个高潮，从1987年起创作又有所萎缩。

二、中国有三亿八千万少年儿童，而现有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读物，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都远远满足不了少年儿童的需求。

三、儿童文学是文学中的“小儿科”地位及其被轻视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地位低于一般作家，低稿酬低收入也影响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