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小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希望出版社《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第34页（4124字）
说教小说，篇幅有长有短。
最初，这种说教小说在18世纪中期作为儿童读物。到1800年，这种小说在英格兰儿童图书中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动物和无生命的东西有时也是小说的主角和故事的叙述者，但是作者还是尽量避免怪诞性的东西。这些故事的题材通常都是和家庭或乡村有关的东西，使得这种小说普遍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神话小说和一些小故事、小歌谣的一种反击。
最早的英国道德小说之一是1765年由约翰·纽伯里出版的《两只女鞋》。在这一故事以及初期的同类故事中，说教方法还是很简单的。
正如纽伯里在他的《贾尔斯·金吉布莱德》(1764)中所说优势和勤奋能够使人起各种变化。贾尔斯·金吉布莱德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位富翁。
《普林姆露丝·普莱蒂费斯》的女主角由于她处处都表现出是位好女孩，后来成了庄园宅第中的尊夫人。
《金·皮平》讲的是一位工人的儿子后来变成了西印度一个岛上的首领。
从这时期起较有影响的其它一些作品有萨拉·菲尔丁着的《女管家》(1749)和《儿童杂志》(1756)。这两本书都运用了一些神话故事，但却极为谨慎。
萨拉·菲尔丁告诫她的读者不要把童话中的巨人和魔术之类东西看得太认真。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这种反童话的气氛在儿童文学作家中变得更加强烈。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要教育儿童真实的基督教，不要给他们灌输迷信概念；二是这些超自然的东西使孩子感到恐惧和迷惑不解。巴鲍尔德夫人的着作《儿童课程》(1778年起)加强了上述观点。
她在着述中表示如果给儿童讲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简朴的东西，儿童是容易接受的。如多萝西·基尔纳在她的《儿童故事集》中所说小读者对孩子、杏糕、玩具拨浪鼓之类是容易懂的。
她相信儿童更喜欢的是日常生活的事情，而不是巫婆、仙女、算命先生、爱情和婚姻这些带偏见性的无聊之谈。她说，上述巫婆之类东西是晦涩难理解的，因而对儿童来说也不会有多大兴趣。
随着巴鲍尔德夫人的开创性的着作问世之后，接着就有玛丽娅·埃奇沃思发表了类似观点的着作。她的许多故事都是最佳的说教故事。
例如在她的《父母的助手》(最初发表于1796年)一书中的“编篮女”故事里，一位男孩很天真地发明了一种方法防止马车在上坡时下滑，以此帮助他的奶奶赚几个钱。一位乘客向他和他的姐姐扔出一枚金币。
他俩认为不应接受这样一笔大钱。于是他们去寻找这位扔钱的乘客。在找到这枚金币主人并把钱归还之前，他们受一位佣人的欺骗。最后找到主人，并得到应有的奖赏。
埃奇沃思小姐的《早期课程》中的“紫色的缸”是最平庸的说教故事。
玛丽娅·埃奇沃思和她的仿模者所写出的作品比起先前那些有更高的境界。
在埃奇沃思小姐的《早期课程》(1801)中的罗莎蒙德、弗兰克、哈里和露西学会通过理智的力量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时期小说取代了童话。
童话成了道德故事作家的一种敌人。在玛丽娅·埃奇沃思的《道德故事》(1801)中的《梅德莫伊斯尔·帕纳奇》是一个关于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故事。
她很傻地允许学生阅读小说。在这女孩的阅读兴趣被发现时，她的管教者就任其所爱。
这样就很难使她成为有更高思想境界的年青女子。由M·伍德兰德小姐创作的《警戒故事》又名《懒惰的牺牲品》(1810)是一个讲述阿加莎的故事。阿加莎对轻罗曼蒂克小说如此入迷以致把孩子都忘记了。孩子死了。
后来一位作家爱洛特·伊丽莎白·希朗(1790—?)攻击的范围更广，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和诗歌。
到了18世纪末期，道德故事大量出版，特别是伦敦的约翰·马歇尔出版社大量出版了这方面的故事。
除了本国作家的着作外，还出现了一些法语和德语原着如法国贝尔干的《儿童之友》(1782—3)等被译成英语。
说教方式越来越明显。
在这个时期里，一些作家如玛丽·艾略特、玛丽·休斯、阿莉西亚·卡瑟琳·曼特、玛丽·皮尔金顿、伊丽莎白·桑德姆、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以折衷的方式写了几十个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青少年学会消除自私心理，树立谦虚大方的姿态，对穷人表现出施舍的态度、对长者总是显出尊敬的姿态。
安妮·撒克雷在为玛丽娅·埃奇沃思故事集1897年版所作的序言里说，典型的道德故事就应像“遗孀居住在充满花朵的房舍里，满腔热情关怀着小孩。而孩子们在花园里干些活，赚点钱来补足房租。
村里的孩子忙着干活。他们是一些小孤儿，文章一开始就说明他们失去了父母。”有些作家以动物作为作品的中心。
这些动物叙述它们的生活经历。
在这样的书里，动物实际上只是人性弱点，特别是儿童的优缺点的观察者。大多数说教小说都是讲一些家庭日常生活的事情，着重说一些儿童的过错及随后遭受的惩罚和悔改。
在道德小说中，惩罚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跟一些19世纪前十年所出现的一些韵文警戒故事中的可怜的孩子不同，道德小说中的大多数男女主角都是在未经惩罚的情况下过来的。
他们都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缺点，或起码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些行为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应该尽量避免。在玛丽·基尔纳的《平库逊历险记》中，一位小仙女没有保管好别针，在她的母亲正要外出时，她没有戴上别针，因而就失去了到皇家艺术协会参观的机会。偶然也会出现因为小孩行为不当而导致一场真正的灾难。在多萝西·基尔纳的《乡村学校》中，由于一位小孩胡闹而导致另一位小孩掉进水井而淹死。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孩子的不良行为造成胳膊或腿受伤或心理上的打击。道德小说中的孩子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哭泣、脸红或其它一些姿态来表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玛丽·艾略特的《爱管闲事的小孩》中，简简默默无闻。她的痛苦比起她的兄弟来更加明显。
她认识到了她的行为已造成了不幸。“她几乎无法抬起头来。”这事情是她不小心把心爱的兔子放了出来，结果这兔子被一条狗咬死。
在道德小说中，成年人扮演着很大、甚至是支配性的角色。
他们几乎总是在小说中出现，引导和劝告儿童，对发生的事件尽量地吸取教训。对现代读者来说，他们的行为礼貌有时似乎是成问题的。在玛丽·艾略特的《孤儿》中，孤儿丹尼被骗子引诱到一辆马车里，把他从继母那里拐骗到另一个家庭。骗子告诉这孤儿，他妈妈随后就来。
在多萝西·基尔纳的《儿童故事集》里，小约翰·斯特里特姆因在书里不认得“思想”二字，受到母亲的惩罚。作者说这位母亲“非常善良，非常喜爱他”。
但是她感到让“孩子这样任性下去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事”。于是她把孩子用绳绑在一根树上，不给他吃，不让他睡，直到他变乖，能写出这两个字为止。
在树上绑了半天之后，几顿饭没有吃，他后来到底把这两字写出来了。
现代读者一定会怀疑，这些呆板地命名的人物对小孩是否具有吸引力。
书的销售量之大以及流传下来那些被读者手指翻得破烂的书就可以证明这些故事是深受读者喜爱的。E。
V·卢卡斯在20世纪早期指出“当时的儿童……喜欢说教小说……他们是没有成熟的小孩。在他们身上人们还看不出个性、特点。还有，许多道德小说作家不可能也没有兴趣写出一些生动的故事，但是他对孩子性格却有较好的了解，能够有血有肉地描绘一些儿童的形象。”
道德故事创作浪潮在特里默夫人时到达高峰。
在她的《教育卫士》中，她审查了正在出版的每一份样本和许多已经出版的故事。对略有不适当的作品她都进行严厉的批评。在这时期里，她出版了一些书评。其后几年，道德故事变得更加严谨。
主要是由于主日学校浪潮的兴起和英国教堂里福音派的加强，道德故事的宗教色彩变得更加强烈。作家的目的是要塑造出上帝的儿童而不是理性的儿童。
人们多少也担心英国社会秩序会受到像法国革命那样的骚乱。这个时期的作家都关切地想保持现状。以这方面为目的而创作道德小说的最着名作家除了特里默夫人本人外，还有着有大量宗教小册子的汉诺·摩尔和舍伍德夫人。她《美孩家庭》充满了福音热，毫不含糊地描写了等待不肯改悔的罪人的地狱中的痛苦。
因为有了这些作家，道德故事达到了顶峰。但不久就开始衰退。
出版商如约翰·哈里斯在这些年里却热衷于出版轻浮的故事。安和简·泰勒的诗文表明道德思想可以用比特里默和舍伍德的作品更轻松的笔调来表现。1802年，查尔斯·兰姆强烈地埋怨道德故事作家对少儿文学的支配。
1839年凯瑟琳·辛克莱在她的《休假屋》里对道德说教者发起了一场强有力的反击。
虽然该作品也含道德和宗教因素，但它是描写一些胡闹的肮脏孩子，这些孩子只要五分钟无人管教，他们就会捣乱。更有甚者，它还宽恕这样的行为，讥讽试图管教这些孩子的克拉布特里女士。
同时，1823年格林的童话故事英文版开始流传，这就给那些认为在儿童故事中想象是不应当受到压制的人一种攻击的手段。沃尔特·斯科特认为童话能更好地唤起儿童的想象力，能使儿童更加善良。
道德小说并没有死亡，而是以各种方式继续存在着。19世纪中期的福音和克制故事就是这种道德故事的后代。而以哈丽特·马蒂诺和夏洛特·M·扬奇的作品为一方，以汤姆·布朗的“学校的日子”为另一方的创作倾向表明一种更加微妙变化的开端。这种故事也许可称之为儿童“性格小说”。
这种风格在一些英国作家如埃温夫人和莫尔斯沃思夫人，甚至美国的路易莎·M·奥尔科特的作品里显得更加成熟。道德教育过去和现在都存在，在英语儿童文学中现在仍是一个主要因素，有时候还会非常突出。如20世纪70年代的“问题小说”和“青少年小说”就是如此。但是它再也不是作为粗暴的力量支配着儿童文学。
但在前苏联，道德教养在儿童文学中仍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