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

研究说服的科学。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修辞学的研究，就其严格意义上说，是涉及说服方式的。说服显然是一种论证，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一件事物已被论证了以后，我们才被充分说服。”(1355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是他的逻辑学说的组成部份。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这一传统逐渐被人们遗忘。16世纪，法国逻辑学家B．彼得·拉姆斯自称“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力图恢复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但他却把“修辞学”这一术语用于那些不能称之为推理的劝说性交际成分，并将这方面的研究任务交给了他的朋友奥然·塔隆。而塔隆是在修饰语言的艺术这个狭窄意义上理解修辞学的。近现代以来，修辞的作用被理解为美化语言，修辞学被看成“美辞学”，辞格的研究成了修辞学的中心。亨利·皮雷姆曾在《修辞花苑》一书中划分了184个辞格，米里亚姆·约瑟夫则按语法、逻辑、精神因素和客观因素4个范畴重新划分了200多个辞格。这种以数量来显示辞格作用的做法，效果适得其反。哲学家J．洛克说修辞“仅仅是为了制造谬误，打动情感，搞乱判断，因此纯属骗人之术”。现代修辞学家已把注意力放到辞格的实质性研究上，其中倍受重视的首推隐喻。在当代，比利时逻辑学家Ch．佩雷尔曼力图复活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建立完整的论辩理论，名之为“新修辞学”。1959年，他同别人合著《新修辞学：论论辩》一书，奠定了理论基础。1982年，他又出版了《修辞王国》，标志这一理论趋于完善。美国学者H．P．格莱斯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会话含义理论，同修辞学密切相关。例如合作原则中“要避免晦涩和歧义”，“要简洁”，“要井井有条”等本来就是修辞学的要求；格莱斯用会话含义来说明的“讽刺”、“隐喻”、“缓叙”、“夸张”等，本来就是修辞格。会话含义理论为修辞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蹊径。